鲁明军：当代艺术、伦理政治与社会主义认同(4)

　　回过头看，社会主义是宋冬这一代人成长中不可或缺的经验，他们本身便成长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演变和发展中，然而，事实是社会主义更像是他们经验之前的经验，对于这些社会主义的遗产虽然与他们自身内在相关，但他们自始至终并不自觉，或被排除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之外。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伦理政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幼年的发生和存在。特别在今天，对于他们所熟知和常常体认的经验而言，社会主义恰已远离了历史和现实。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所内涵的乌托邦性质本身便具有经验与历史之外的“幼年”意义。或许，这是社会主义与当代艺术之间最隐匿、但也是最直接的关联所在。
　　
　　无独有偶，对陈彧凡、陈彧君兄弟而言，亦复如此。其实，“木兰溪”只是他们幼年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他们成长历史中的经验存在。因为长大后，“木兰溪”淡出了他们的生活实践，反而可能成为认识经验和成长历史的一部分。所以直到意识到生活中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存在时，“木兰溪”才真正进入了他们未来的经验。或许，作为艺术的“木兰溪”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惟一触及生命经验的通道或出口。
　　
　　当然，“木兰溪”无法等同于社会主义，但“木兰溪”背后的伦理政治所指不可避免地涵有社会主义的痕迹。由此，我们亦可以认为“木兰溪”具有社会主义所指，而这一所指与其能指的同构实即陈氏兄弟的幼年——即经验与历史之外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木兰溪”恰是时间之外的时间或成长之外的成长，亦即阿甘本所谓的“剩余的时间”之表征。
　　
　　在这个意义上，到底何为当代，何为当代艺术呢？在权利政治和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伦理政治也好，社会主义也罢，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的，这意谓着它已然不在其中的经验与历史中。共时性现实已经暗示了真正当代或许是惟一“剩余的时间”，亦即幼年的生活。它被悬置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以冷峻的眼光凝视着这个破碎而又晦暗的历史与现实表层。诚如阿甘本所说的：“当代人不仅是一个感知现时之黑暗，领会一种注定无法抵达之光明的人；当代人同样是一个划分并篡改时代的人，他能够改变时代并将它投入到与其他时代的关系中。”因此，“当代人是一个坚守他对自身时代之凝视的人，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巴特（Roland Barthes）总结了这个答案，“当代的人是不合时宜”之人。一方面，他与时代保持着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可见，所谓的当代艺术既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时间界定，亦非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内在于基于经验之体认与反思的非经验或超经验的话语生成，毋宁说这是一种去目的化的凝视的政治。
　　
　　余论：社会主义认同与艺术的伦理政治
　　
　　尽管本文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社会主义认同置于日常伦理的层面，但此并不否定意识形态的一面；尽管笔者强调其中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传统的一面，但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深刻影响。我想，更重要的是呈现其内在的复杂关联及其张力。何况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也没有否认道德与精神。诚如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其引起极大争议的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的结论中所说的：
　　
　　他（马克思）比右翼保守主义者更敌视国家机器，并把社会主义视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敌人。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模型基于艺术自由表达的理念之上。……
　　
　　他没有盲目崇拜物质生产。相反，他想要尽可能地废除物质生产。他的理想在于休闲而不是劳动。如果他不屈不挠地关注经济问题，那不过是为了削弱经济对人类的控制力。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与人类秉持的道德和精神理念完全相符。
　　
　　事实上，即便是讨论伦理政治，也不能回避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而今，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不论内在的反思，还是自我的焦虑，它既是一个思想史的疏解和探问，也是一次深刻的现实拷问和检省。这样一个反思也告诉我们，当代艺术不仅是一种时间政治，也具有一种伦理政治的可能。
　　
　　阿伦特（Hannah Arendt）亦曾告诉我们，政治产生于人和人之间，它是作为关系而成立的。而家庭之所以取得根深蒂固的重要性，是因为家庭是这个陌生荒凉世界中的庇护所，有力的城堡，保护我们希望带到这个世上的亲人。现代政治摧毁了家庭，表面上给与了所有人以立足之处，即所谓的权利与自由，可是政治阙如的自由，最终则失去了生命本身，乃至自由本身。生命的基础是如何与他人一道自由地共存于这个世界，而政治的意义在于如何使这种自由共存成为可能。因此之故，“政治不是手段”，而“一直是复数人类永不止息的努力，努力共同生活、共享世界，并相互保证彼此的自由。或许它可以再度如此。这就是政治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或许消解了政治的复数性，但是它所具有的伦理意涵超越了家庭这个空间从而使政治回到政治本身，使仅只作为权利的政治重返作为伦理的政治。伦理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而这也是当代艺术的政治意指本身。
　　
　　*原载于《天涯》2012年第5期。本文原系提交“社会主义经验与中国当代艺术：第五届深圳美术馆论坛”（2011年12月，深圳）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