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最高美术属于画，画中最美之品为花鸟，山水次之，人物最卑。”1926年4月23日，徐悲鸿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论述花鸟画在中国美术史中的至高 地位。他进而表示：“也许因为中国得天独厚，有坚劲而纯洁的梅花、飘逸的兰草、幽秀的水仙……确实能表现中国艺人的独特品性、中国民族的特殊精神。”他指 出，中国花鸟画的脉络之繁盛、生命力之强，“尚未见何邦与颉颃者”。
从徐熙、黄荃，到赵佶、文同，再到青藤、白阳、八大，延至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中国花鸟画的俊逸华章“真足沾溉百代”。
源于地理与历史因素，自近代以来，岭南花鸟画在古与今、东与西、南与北等坐标轴中映现着诸多碰撞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线索与风采，也面临着自己的发展瓶 颈。广州画院原院长张绍城在收藏周刊发表的一篇名为《岭南花鸟画谁来扛大旗》的文章，在艺术界引发的讨论余音未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李一、广州美术学 院教授方楚雄又继续给予回应。说的都是岭南花鸟画的出路问题，但角度各有不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郎绍君说：“我们需要花鸟画，尤其是有品位的花鸟画。”那么问题来了，何为“有品位”？值得深入探讨。
（收藏周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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