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正义”正义
——为第三届北京青年诗会而作
苏丰雷
我理解的“诗歌正义”的涵义是，辨析诗歌之本源、延拓以及可能，以此来洞悉诗歌的深邃、丰赡。通过考察这一命名，我发现，这一词组与去年诗会的主题“成为同时代人”异曲同工。“同时代人”，是通过凝视当下，把当下当做绵延式的存在进行聚焦、逼视，进而取消这一词汇所意指的普遍性。“同时代人”的合法性是悬而未决的，意味着“同时代人”是一种通过追寻才能抵达的存在，此与存在主义对人的洞察“存在先于本质”道理相同。同样，诗歌也是一种需要聚焦、辨析之物，乃能为我们的写作提供指引。这一聚焦、辨析，正是我们讨论的由头，这甚至就是一场诗学座谈。关于诗学之探讨对于参与人的门槛要求甚高，需要诗人的写作实践已经成型，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而达致固定，这样的研讨非常高端，举办起来委实不易，这大概就是很多年前陈家坪兄一直倡议，但终未能实施起来的缘由。现在，我们倒是可以借着“诗歌正义”这个由头，初步开展，渐次推进。这个命名，分析起来颇为巧妙是，不仅带着客观性的审视态度，欲要探察诗歌写作之多重丰富可能性，而且又有着洞悉目前生存处境之后的正当倾向性，这一悖论式而又天衣无缝的结合，大概是天赐予汉语的，是天赐给我们的机缘。
我们应该承认，从客观的理性角度，解析诗歌的各种写作路数，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全景的视野，帮助我们较为客观地评析他人之作，理性地认定自己之作。这样一个基础面，才是诗歌应有的丰富面相。我们应该承认，每一种写作路数都有其合法性，都是言论自由的正当呈现。从题材上来看，一个作者是写社会事件、爱情、山水、花鸟，还是写玄妙莫测的幽冥世界——人类的触手尚没有完全打开和掌握的世界，完全是他自己的自由、他自己的需要。从大的手法上，是抒情、叙事，还是哲理思辨的方式呈现，也是如此，完全是作者个人的自由。从语言技艺上，是采用平实的古典写法，还是花样繁多的现代、后现代技巧，或者这几者的结合，也是作者内心认定的。它们在当下都有被表现、被使用的权利，关键在于被运用到合宜的地步，使得写作有效。题材、表现方法，与一个人的心性对应。一个人对自己的写作应该诚恳，觉得有必要写才写，有必要这样写才这样写，这就避免了自我遮蔽的可能，避免不值得表达的对象、花里花俏的语言使用让自我被蒙蔽。需要避免这种无聊或小，更有针对性地表达自我。这就刚好解决了诗的最基本的语言、技艺的问题。不管这个作者是怎样一个人，写什么、怎么写，写作者需要忠恳地对待自己的内心、对待语言文字。
在诚实于心的基础上，一个作者应该对生存环境有敏锐的洞察（这里的生存环境有多个层次，比如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这种洞察会带来一种倾向意识。写作需要这种意识，这是“正义”被提炼或提升出来的一个涵义。也就是将写作从言论表达提升到有益于他人的“工作”。是正确的，是有益于世道人心、社会健全的。“正义”给予诗歌一种品质，诗歌成为一种正确的、有机的精神粮食，赋予了诗人一种桂冠，诗人是社会的良心。上述提到的，一个作者做到“正义”基础面，已经达到了有益于自己和他人了。但是，那只是一种“真空”中的分析。而一个作者总是处于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他应该“成为同时代人”，凝视他的处身环境——历史、现实，尽可能形成对国族，乃至人类的历史感。在这种历史感伴随下作为一个“文明之子”的自觉写作，才是立得住的成熟写作。因此，“正义”客观性的基本面需要我们明晰，以让我们知晓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这对应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帮助我们找到各种方法，其中有可能就存在灵巧的钥匙），而“正义”倾向性的一面，会让我们的写作更有针对性，更有问题意识（问题太多了，还是有必要抓大放小，这也是心智成熟的表现），让我们的写作更有能量，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有力思考。诗歌或诗人并不自外于社会，诗歌也并不只有语言担当——并不是说“诗到语言为止”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或者说“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世界”的写作，就不重要，而是说，诗歌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此。诗歌的存在，是个人心灵追求、探索的兑现。一个写作者的世界有多大，世界被他关切的部分是怎样的，诗歌也就相应地呈现为何种面貌。但是，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在哪里，问题各自有怎样的病理，是应该探究、讨论，并进而需要形成共识的。它们应该纳入诗人的思考。对它们的攻克，诗人和诗歌应该贡献出一份答案。而且作答的过程可能还并不只是写出而已。
眼观周遭，很多诗人的写作，就像处在“真空”中。他们的写作符合“诗歌正义”的最基本面，但是对当下环境没有深度的认知，或者自我屏蔽，所以他们写作的有效性就大打折扣，我并不想预先否定其中可能存在的天才写作者，但是这样的天才写作者，仍然只是在表面打转，他自己不能认定他的作品的位置，他可能非常超前，但是只要适度的兼及就会既不影响他的超前性，又能于当下直接有益。反过来，那些当下就在问题意识引领下的诗人的写作，就拥有更大的气魄，从“诗歌正义”基本面不懈地挖掘，又能与当下直接接壤。这是一种自觉、成熟的写作。是我们需要抵及的写作。海子的一段话让我颇有感触，他说：“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名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我觉得，海子所尝试的写作路径，就是在问题意识引领之下的一种成功写作，可惜他没有走通，一个才高八斗的“文明之子”夭折了，这是汉语的不幸，更是国族的不幸。
2016.11.17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