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崇高”的解构与“还原”的迷误
这些欲望话语和消费逻辑主导下的情色渲染，还伴随着对革命浪漫主义及其崇高美学的解构。比如莫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就不但借助老山前线被炸飞“半边屁股”的小战士的性苦闷颠覆了革命书写的崇高幻象，而且经由革命战争年代被打掉“传宗接代工具”的老红军的讲述解构了长征的神圣叙事。我们知道，作为历史的长征在“革命浪漫主义”的叙述中已上升为传奇，那些“爬雪山”、“过草地”以及渡江涉水的事件，也被推举为崇高的神话。但老红军却在戏谑化的讲述中，将抢渡阿坝河的过程与口腹之欲紧密联系在一起：连水性最好的连长都淹死了，这昔日的红小鬼觉得过不了河，就一次性吃掉所有青稞麦，却不料水位退下而一架桥浮现出来。结果河是顺利过去了，饥饿却成了最大问题。他可怜巴巴地凑到在磨青稞面的卫生队长跟前，而正听得津津有味的小战士禁不住头脑中唤起革命电影的画面。小战士以为他应会象革命电影中那样，得到革命同志的无私帮助，但卫生队长却拍着他的肩头说：“同志哥，不是我小气，你知道，有这把炒面，我也许就过了草地；没有这把炒面，我也许就过不了草地”。这让小战士感到诧异，而在这诧异背后，显而易见的是莫言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解构。故事讲述者老红军被赋予了“还原”历史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先是依照革命电影形塑的方式想象长征，最后却将老红军的叙述作为“真相”接受下来的小战士，则无疑被放在了见证者的位置上。
然而据此而将“革命浪漫主义”归入虚假还为时尚早，在这里，小战士就适时插入了自己负伤后的情欲困境。在带着“千疮百孔的多半个屁股”来到这温泉疗养院之前，小战士还埋怨自己没能成为英雄或者烈士，但老红军的长征故事让他“心里竟像冰一样凉”，不由得想起因为“丢掉屁股”而“丢掉的尊严”：姐姐介绍的对象在他面前“疯狂地跳疯狂的迪斯科”，他则禁不住在眼前浮现一个画面，“我们队长飞向太阳，他的羽毛上金光灿灿”，试图用牺牲的幻觉战胜“丢掉屁股”的难堪。在这些不愉快的回忆后，他又似梦似醒地幻觉到向小护士求爱被拒而“难过地哭了”。现实的情欲受挫才是老红军的故事触动他的原因：原来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想象破灭了，附着在“屁股”上的象征被剥除，现实的“羞辱”才被真切地意识到了。经这么一番现身说法，小战士煞有介事地在“革命浪漫主义”和“虚假革命浪漫主义”之间作了区分：“前者把人当人看，后者把人当神看；前者描画了初生的婴儿，不忘婴儿身上的血污和母亲破裂的生殖器，后者描画洗得干干净净的婴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母与子脸上都沐浴着天国的光辉”[21]。
尽管不能对这种区分郑重以待，但是若从接受美的学角度来看，“革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式，为了唤起人们虔敬、膜拜和崇高等情感，“温暖的怀抱”和“天国的光辉”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应将“婴儿身上的血污”和“破裂的生殖器”屏蔽在外，不然将两者并置，则必会降低人们的神圣感。所以，莫言对于“革命浪漫主义”及其崇高美学的解构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正视革命中的暴力、血污，就一定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吗？“新时期”以来，还原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真实历史之类的说法越来越受青睐，但原生态的历史从来都是随风而逝，而人们总是基于当下处境而产生叙述和想象的冲动。据杜赞奇介绍，玛瑞安·赫布森曾将历史比喻成打给我们的电话，“我们怎样回电话，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处境与创造性”[22]。小战士之所以与老红军产生共鸣，原因就在于他当下的情色困境。正因此，他的兴奋点与老红军极为不同：老红军讲述饥饿故事时，他插入一个别处听来的长征轶事，说是某团政委曾摸进女战士的宿舍，为此他问老红军，“长征路上，你摸过‘夜老四’吗？”老红军说：“摸你妈的鬼哟，人都快饿死喽，谁还顾得上去摸‘夜老四’！”小战士因现实中欲望受挫，就期待老红军讲述的情色细节，而老红军因“被打掉了生殖器”，所以，他一方面难以理解小战士何以如此“性致勃勃”，一方面将注意力转移到口腹层面，仿佛亲历过的长征，唯有吃这一档子事了。因现实处境不同，即便同样服从于欲望法则，历史叙述和想象的重点也大有不同，而如此一来，“革命浪漫主义”虽被拆解得一塌糊涂，但所谓“历史真相”，却在光怪陆离的叙述中，只留下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背影。
从老红军饥饿叙述与小战士情色想象的相互消解中，或不难发现1986年的莫言对欲望法则下的“解构崇高”有所保留，但阎连科2004年的一篇同题小说却对“革命浪漫主义”极尽调侃之能事。小说写的是一个骗婚故事：某部队军功赫赫的三连长“始终没有找到好对象”，这成了“营首长的心头之患，团首长的带血伤疤”，师长为此还将筷子扔到桌上。介绍对象被当成政治任务，这无疑是荒诞的，更荒诞的是随后的骗婚过程：三连指导员以“革命浪漫主义”修辞给革命老区县的一个新闻女干事写了多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上自己立功授奖的照片，而这位“革命老区”姑娘“怀着美好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来到部队”，却进入一个设计好的圈套。她震惊于三连长的丑陋而决意要回，但五百多个官兵齐刷刷跪在面前，“求你嫁给我们连长吧，嫁给三连长我们都会对你好的呀”。她被这爱的乌托邦打动，仿佛要嫁的不是三连长而是跪在面前的全体战士，浑然不觉这仍是“革命浪漫主义”伎俩的一部分。而一旦留下来，她的故事就退到幕后，紧跟着的是“团长、政委陪着师长来喝了秋天的喜酒，回去给三连指导员记了三等功，给营长、教导员提前晋了职，给一营各连，都发了一头猪，让大家会了餐，都吃了一顿红烧肉”[23]，“革命浪漫主义”的信仰者成为可怜的献祭，而参与演戏的都论功行赏了。
在这里，阎连科给我们描画了三类“革命浪漫主义”的接受者。其中，“革命老区”来的姑娘是天真的憧憬者，三连长是虔敬的实践者，而三连指导员，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小说显然将更多同情与怜悯给了“革命老区”来的姑娘，而被动参与骗局的三连长，则始终被安置在一个由“奖状和喜报”所构筑的“革命浪漫主义”幻觉里。从首长对三连长“英雄业绩”的强调中，我们不难猜想他的丑陋可能与这些“奖状和喜报”有关。果若如此，三连长与莫言笔下丢掉“半边屁股”的小战士就有了很大相似性，但不同的是，小战士欲望受挫后只能在老红军的故事中寻找安慰，而他则在组织关怀下娶到了老婆。这或进一步增强他对“革命浪漫主义”的确信，但在小说皆大欢喜的结局后，五味杂陈的生活还在继续，无论被记“三等功”的指导员和“吃了红烧肉”的战士是否履行诺言，情况似乎都有些不妙。在这个意义上，三连长或跟“革命老区”来的姑娘一样，都算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受害者。问题是，如果“革命浪漫主义”只制造受害者，它的生产机制必然受到阻碍，所以，除却权力这一原动力，像三连指导员这等机会主义者，应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正是三连指导员宣布了“三连长未婚妻”要来的消息，而此前那些“革命浪漫主义”风格的信也由他擅自代写。因为身在“革命老区”，这姑娘与别处的人们相比，应更多受到革命传统的影响，而熟知“革命浪漫主义”套路的三连指导员以她作为骗婚对象，就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无的放矢的风险。像这样不仅知道怎样代写求爱信，而且清楚这样的信寄给谁才能发挥最大效力，就给“革命浪漫主义”涂上了一层市侩的釉彩，而以反讽方式构置一个骗婚的故事，阎连科也给“革命浪漫主义”贴上了一个虚假和欺骗的标签。
像这种将能指与所指割裂的态度，显然偏离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初衷而使自己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假面化、装饰化和虚无化的表征，并构成了“革命浪漫主义”崇高美学被戏谑化的基础。在“文革”时期的芭蕾舞电影《沂蒙颂》中，革命老区的英嫂为了救护因受伤而口渴的八路军战士，在找不到水的情况下，她躲在石头后面挤出了自己的乳汁。这本是讴歌革命战争年代军民鱼水深情的，而这样的讴歌显然带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征，但铁凝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麦秸垛》，却在严肃的电影镜头中发现了隐秘的情色信息：在一处偏僻的乡村里，村民和下乡知青聚拢在一起看电影《沂蒙颂》，他们显然对于电影所采用的芭蕾舞形式缺乏欣赏的趣味，负伤八路军战士东倒西歪的挣扎，和英嫂点着脚尖捯碎步的行为，都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这显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革命浪漫主义”形式的讽刺。但当电影的情节进行到大嫂从石头后面出来端碗喂八路军小战士时，先是放映员高声提醒“那不是水，是乳汁”，使“几乎沉睡了的观众又清醒过来”；然后“乳汁”被译成乡野俗语“妈妈水”，更激起了黑暗中人们的兴致，尤其是端村的那些年轻人，“在黑暗中他们为‘乳汁’相互碰撞着东倒西歪”[24]，而无所事事且又青春萌动的下乡知青如沈小凤等，也显然将这一戏谑化解读当作了“情欲挑逗的引子”[25]。
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审美符号，“乳汁”不仅带有母爱的含义，而且藏有猥亵的意味，所以，《沂蒙颂》虽按照“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学原则，为了唤起崇高的革命情感而将英嫂挤乳汁的过程隐藏在石头后面，但恰恰这种隐藏，却也给形而下的“误读”提供了可能。然而，无论引用福柯对西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性经验史”的研究，论证《麦秸垛》的观影情节足以证明“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并未让“性压抑”成为现实，还是从大众文化传播的角度，将之作为大众超越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宰制，在意义建构和解码过程中拥有强大主体性的例证，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故事写作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之间的区别：铁凝叙述的观影场景的确发生在“文革”时期，但她却是在“新时期”反思“文革”的语境中完成相关叙述的。端村农民和下乡知青观看《沂蒙颂》时被唤起何种感受是一回事，铁凝在《麦秸垛》里如何欲望化叙述又是一回事，其间横亘的，是不同时代主题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两种话语的竞争，而解构革命及其崇高美学，则无疑构成了背后强劲的原动力。在这种情况下，《白毛女》等“红色经典”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接受被拿来作文章，显然也与这两种话语之间的竞争有关：“新时期”之前，有关它们的接受大多强调阶级控诉功能，黄世仁的扮演者于是常被当作替罪羊几至于被台下愤怒的群众打死；而“新时期”以来，人们却热衷于从中发现隐匿的权力与欲望，结果原本承载苦大仇深之象征意义的喜儿，她的扮演者就成了众多革命干部垂涎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革命浪漫主义”企望的阶级认同非但没被唤起，历史真相仍然扑朔迷离，结果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的革命信念被怀疑，而古老的历史循环论似又占了上风。
结 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在左翼革命叙事传统中，还是在“新时期”以来的革命重述中，情色话语无疑都承载着丰富的意识形态信息，但若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理解情色话语，显然是不能够解释它何以被选中充当革命话语建构或解构的工具的。在谈及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革命小说时，钱杏邨曾经直言不讳地说：“书坊老板会告诉你，顶好的作品，是写恋爱加上革命，小说里必须有女人，有恋爱”。为此，他认为“革命恋爱小说”就是因为满足了市场文化消费的需求，才“风行一时，不胫而走的”，而为了达到借助小说宣传革命的效果，在革命主题中掺杂男欢女爱的内容，似乎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26]。很大程度上，“新时期”以来的革命重述之所以对情色话语青睐有加，也不能不说有着市场消费的考量。就此而言，前引铁凝的《麦秸垛》中看电影《沂蒙颂》的情节颇具象征意味。崇高的主题和高雅的艺术形式，让端村观影的群众昏昏欲睡，放映员不得不用“乳汁”所包含的情色意味唤起他们的兴趣；而铁凝在讲述下乡知青空虚无聊的生活时，也不时将乡野传奇中的情色故事穿插其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将自己置于放映员的位置上了，其间的区别，或不过是她所面对的，并非端村的群众而是想象中欲望化的读者罢了。所以，即便反思革命的主题压过了情色渲染的需要，但在形式的选择上，却总还会有喧宾夺主的情况发生，而一旦意识形态的诉求完全让位于市场消费，那么在情色的无厘头狂欢中，革命则成了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既不能给我们打开历史记忆的闸门，也不能给我们提供有关未来的想象了。
事实上，自“新时期”，拒绝或消解“意义”的实用主义就已潜滋暗长，而后随着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欲望化征用革命遗产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曾经的革命英雄被拉下“神坛”，曾经的革命圣经被移作商用，曾经被广为追捧的“红色经典”，则成为文化消费的新材料。这样的征用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革命作为一种合法性的由来已经退出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则是它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尚能唤起大众消费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语境中欲望化的革命重述，像明清“艳情小说”以道德说教作为幌子一样，也热衷于一遍遍重复反思话语下建构的有关于革命的“陈词滥调”。所谓“革命的阴暗面”，构成了这些重述的主要内容，但是这些“阴暗面”，却都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在《父亲进城》中，群众狂欢的场面原应被赋予解放的修辞功能，但来自男女主人公的“凝视”，使它成了情欲唤起的隐喻，而据其改编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光荣挎着盒子枪去褚琴父母那里求亲，理应被视作土匪抢老婆的行径，但却被处理成夸张这位“泥腿子将军”莽撞彪悍性格的桥段。文本的深度意义被拒绝，极尽可能地将革命遗产资源化、消费化、娱乐化，成为了最为主流的选择。所以，尽管它们不能提供有关革命的别样解释，但所给予左翼革命叙事传统的颠覆却可能是致命的。
注释
[1] 南帆：《文学、革命与性》，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2] 特雷西（D.Tracy）：《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冯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8页。
[3] 刘再复、林岗：《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再解读：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唐小兵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34页。
[4] 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5] 石钟山：《父亲进城》，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 北村：《长征》，载《收获》1999年第4期。
[7] 赵牧：《复线的历史：遮蔽抑或还原》，载《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3期。
[8] 格非：《人面桃花》，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9] 郁达夫：《沉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10] 茅盾：《革命加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37页。
[11] 南帆：《文学、革命与性》，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12] 黄子平：《革命·性·长篇小说——以茅盾的创作为例》，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13] 曲波：《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308页。
[14] 黄子平：《革命·性·长篇小说——以茅盾的创作为例》，载《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
[15] 南帆：《文学、革命与性》，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16] 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选集3》，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18页。
[17] 南帆：《文学、革命与性》，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
[18] 刘小枫：《丹东与妓女》，《沉重的肉身》，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19] 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20] 杨争光：《从两个蛋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21] 莫言：《革命浪漫主义》，《白狗秋千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288页。
[22]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3页。
[23] 阎连科：《革命浪漫主义》，载《上海文学》2004年8期。
[24] 铁凝：《麦秸垛》，《铁凝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页。
[25] 胡少卿：《当代文学中的“性”叙事》，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26] 钱杏邨：《地泉·序》，《阳翰生研究资料》，潘光武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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