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跟谁比？
当主事者总是用“世界级”、“地标”、“香港精神”来描绘自己“励精图治”的企图时，我们能不能听见一个小小的、安静的声音说，为什么香港需要“地标”？“世界级”是跟谁比？比什么？“香港精神”又是什么？
西班牙的毕尔包怎么能拿来跟香港比呢？毕尔包需要Frank Gehry的古根汉美术馆作为地标，因为毕尔包是个极其普通的不起眼的小城，它可以用一个标新立异的特殊建筑作为地标来突出自己。香港却是一片璀璨，地标如云，当地标被地标淹没的时候，你还看得见地标吗？地标还有意义吗？
如果说，像毕尔包这种只有常民生活而缺特色建筑的城市需要现代建筑来作为地标，那么地标簇拥的香港所需要的，反而是常民生活的沉淀，小街小巷老市场的珍爱呵护，让“市井人文感”更醇厚更馥郁，而根本不是高大奇伟的所谓“地标”。
至于“世界级”，又是跟谁比呢？又是纽约伦敦巴黎柏林之流吧？问题一，为什么要跟他们比？香港的基础建设比他们都好。香港的国际感，超过柏林。香港的治安，纽约不能比。香港的传奇历史，比伦敦还精彩。香港自己就是“世界级”，哪来的自卑感，老是要用“世界级”来给自己壮胆增威？问题二，就是要比，香港要跟这些城市比“世界级”的，仍旧是硬体工程吗？什么时候，你终于要开始跟人家比“内涵”呢？为什么不去和巴黎伦敦的古迹、老街、旧磨坊、人文荟萃的河左岸、车库厂房里的艺术村去比“世界级”呢？
然后，代表“香港精神”的，仍旧是“无敌海景”的酒店？仍旧是已经满城皆是的购物商厦？这种意涵的“香港精神”，又是“谁”下的定义呢？地产商？还是湾仔、西环、屯门、大埔、深水埗的人民？
一个谦抑朴素的政府
添马舰所在，是香港的核心，香港面向世界的舞台。灯光一亮起，香港的妩媚姿态光彩动人。请问，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摆到舞台上去吗？
封建时代，贵族以金钱和绝对的权力打造宫殿，宫殿成为城市的中心。在一个现代社会里，政府是服务市民的“公仆”──它是人民的库房、机房、厨房、账房、屠房，也就是一个service quarter，服务区。谁会把服务区放到舞台上面去？谁会把库房机房账房厨房屠房，放到一栋房子最重要的前厅去呢？
城市走多了的人，有一个指标：一个城市政府大楼如果富丽堂皇，而且建在城市的核心，那通常表示，这个城市是个政权独大的体制。如果主权在民，公民力量强大，政府大楼通常建得谦抑朴素，谨守“公仆”服务的本分而不敢做权力的张扬。纽约的市政府、柏林的市政府、伦敦的市政府，我们知道在哪里吗？他们占据城市的核心舞台吗？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代表一个城市的“精神”的，绝不可能是一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它可能是歌剧院，譬如雪梨；可能是博物馆，譬如巴黎；可能是艺术家出没的村子，譬如纽约；可能是老街老巷老庙老树，譬如京都；可能是一条沧桑斑驳的老桥，譬如布拉格。但是，什么样的城市，会把市政府── 一种权力机构或服务区，当作精神标志？
中环的维港是全世界看得见的香港面貌，那面貌，真的是风情万种。香港希望让世界看见的，难道是市政府大楼？
把政府大楼放在添马舰，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有一种权力的不知谦抑，不知收敛。
真正的“香港精神”
更符合“香港精神”的，恐怕反倒是一万个市民在晴空下围坐吃盆菜，反倒是五千个人开心泡茶、听音乐，反倒是四千个人在星空下肩靠着肩看露天电影，一起哭，一起笑。当世界看见的香港，不只是千篇一律的酒店和商厦，不只是冰冷淡漠的建筑，如果世界还看得见香港的“人”──快乐的、悲伤的、泡茶的吃饭的、散步的追风筝的，愤怒示威的、激动落泪的，彼此打气相互鼓励的香港的常民生活，也就是一个有生活内涵、有人的性格的城市，那才真的是“世界级”的“香港精神”吧？
衡量社会的进步，钱，不是唯一的指标。一个4公顷的广场，或许失去了以平方呎计算地产的金钱，可是一个面对全世界的正面的香港形象，能用港币或美金来计算吗？市民，因为在广场“歌于斯，哭于斯”而凝聚出来的深远文化认同和社群意识，能用一平方呎多少来计算吗？
2004年11月9日，在同一个地点，我提出对西九龙的质疑。当时有这样一段话：
在香港，经济效益是所有决策的核心考量，开发是唯一的意识型态。“意识形态”的意思就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固执的信仰，人们不再去怀疑或追问它的存在逻辑。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你觉得香港很多元吗？不，它极为单调，因为整个城市被一种单一的商业逻辑所垄断。商厦和街道面貌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不管是又一城还是太古广场还是置地广场，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商店，一样的货物，一样的品味，一样“欢迎光临”的音调。走在光亮滑溜的廊道上，你看见物品看不见人，物品固然是一个品牌的重复再重复，售货员也像生产线上的标准模。连咖啡馆都只有标准面貌的连锁店。
如果仅只在这些大商厦里行走，你会得到一个印象：香港什么都有，唯一没有的是个性。
两年过去了，西九龙前途未卜，中环海滨正准备大肆建筑，添马舰箭在弦上，政府山古迹群处境堪危，香港的城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可是，社会里关心的人却非常非常少。两个月前，我曾问一班大约50个大学生，他们是否知道添马舰的事情，答复知道的只有一两个。
关心香港本地的永续发展，关心香港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香港，是更关键的文化主体性的意识呈现。
陈冠中有一篇文章叫做《我这一代香港人》，我觉得是香港人了解自己、外地人了解香港人必读的。他是这么描述现在四五十岁这一代，也就是社会主流的：
我们整个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那么一种教育：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擅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做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色……是的，我们爱钱。
“在最短的时间内过关交货”的思维，或许可以造就眼前的效率成果，但是窒碍了宏观的、长期的、永续的思考。“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的顺民习惯，或许可以赢得个人的事业领先，但是牺牲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我不怀疑特首的爱港之心，但是他的决策可能是错的，龙应台的意见更可能是错的，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公民参与，是公民辩论，是香港人何时敢挑战短视和功利主义，是香港人何时敢把香港的未来抓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放任精英官僚和地产财团决定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命运。
公民以香港为家，对香港负责，这，才是“文化主体性”，才是“香港精神”吧。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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