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的“现代经学”
在此新时代研究经学，首先应讲明“经典”在新时代的意义。毕竟，从今天来看，并不是有了孔子与六经就能解决中华文明一切问题。六经与四书固然是中华文明价值与文化的根本，但不能只有六经与四书。
因此，我们需要立基于中国历史，建立一个“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的观念。经典体系的发展经常具有辩证性，且往往关联到中国文明如何面对危机。历史上，封建制度衰微，于是发展出子学，而诸子学一方面继承、一方面批判传统，与六经有辩证性的关系。两汉的经学源自经典与诸子学的结合，而后世的四书，更源出于子学。两汉经学衰落，儒学与老庄及佛教发生进一步的辩证关系，经过很长的时间，最后熔铸出理学。至于今日，我们当以六经、四书暨中华释老、理学传统与西方文明体系做辩证性的研讨，以熔铸中华文明的新学理与文化体系。这是建构中华文明的新经典体系，使中华文明能有本有原并不断发展的关键。我们当以“发展中的经典与文明”的观念，建立“现代儒学”跟“现代经学”，也就是“中华文明第三期的儒学与经学”。历史上的中华文明，第一期是经的时代，第二期是传统经学的时代，到了第三期中国，必须要有新形态的现代儒学与经学。今人必须建设能充分因应现代性挑战的现代经学与儒学体系，以继承传统，并迎向具有高度发展性的未来。
“现代经学”必须学习并超越融合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学。汉、宋、清代经学与西方经典学，各有其学术与学派传承乃至师承家法，必须高度尊重，方能深入堂奥。学者以一人之力，通常只能依循一种学术暨学派传统以求深入，然而一旦凿井及泉，则可以此为基础，力求融会贯通。清末民初经学与“国学”大家，早已提出融通汉、宋、清代经学以及佛、老、诸子与西学的主张。其中各学术传统大不同，必须分别求之，又必须融会贯通。这是现代经学乃至整个中华学术文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且舍此亦无他途。
汉代经学伟大，然而并不只是因其讲明经典与圣人的古义以传诸后世而伟大。汉代经学的真精神在于“通经致用”，亦即建立与匡正整个朝代的制度与文化。随着汉代难以避免的渐衰，汉代经学家开始要求国家变法改制。他们认为每个朝代皆有其德，一盛难免一衰，衰落后则必须有贤德之主取而代之，新莽一朝缘此而来。当时朝野皆支持王莽，后世则视之为乱臣贼子。其实，如果王莽不如此迂腐，而是个头脑清醒而务实的政治家，中国政治最困难的症结，也就是最高权力的轮替问题，或许可以就此得以解决。每隔大约一百五十至两百年，当官僚体系腐化，制度、人心也产生各种难解的问题之时，若能变法改制，移转政权，中国皇帝制度的根本问题，岂不可以大幅抒解？这种“天命转移”的思维方式，至今依然很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只可惜新莽以失败告终，魏晋南北朝又窜弑频仍，从此禅让、天命改易与改制成为污词，再也没有人敢提起。
敢于反省与批判最高政权，正是汉代经学了不起的地方。宋代经学发达，促成了庆历与熙宁变法，同时促使坚持经义的儒学家长期与因循苟且的官僚集团抗争。汉、宋两代是中国经学最盛的时候，都发生了重大的变法与政治改革，这才表现出中国经学的真精神。明清之际的经学依然有此精神，然而在高压政治下，乾嘉经学只能致力于考据。到了清末，学人一举而尽去之，从此再难恢复。要复兴“现代经学”，首先应该要恢复汉、宋经学的真精神，更上溯古先“圣王”创造经典的原意，真实面对中国现当代的政治与教化问题，力求改变整个时代乃至改善整个世界。这才是中华经学的原意。
中华文明第一期的经学，是古代圣王创造世界秩序与文化的记录。第二期的经学，旨在透过经义改变世界，这是汉、宋经学的真精神。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学，在继承前两期的精神下，应当融入西学，以深入研究并改善今天的政治与社会文化。要超越并融合汉、宋、清学与西学，首先接受它们的长处。两汉宏大的学术格局与通经致用，宋学的义理、心性、法天道，清学的知识考据与西方的科学、哲学都是现代经学所当学习的重要内涵。我们要学习、融合而超越，这才是新时代的经学。
分门、专精与兼通
古人治经的切要方法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读经的重点在于明白其主要的意涵，学习古圣先王原有的气魄与精神，培养自身的德性能力，从而面对修齐治平的根本性问题。如此治经，要而不繁，才能得其大体，发挥其大用。
两汉博士之学发展得专门而繁琐，最后全部不传。然而后世的经学，依然不免分经而治之，随着时间的发展，内容极其丰富，在各时代固然有其各自的价值，然而时过境迁，意义大幅衰减。后世学者，必须继承汉、宋、清人之经学，又必须有现代学术的观念，势必取精方能用宏。单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门门皆通，所以一方面对诸经、诸史要有贯通性的理解，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必须有各自专精的领域。譬如有的人治《论语》、有的人治《春秋》，专精之后则诚如曾国藩所说，“凿井而及泉”，可以通于各种学问。“通”与“专”之间，相辅而相成。能专精方能兼通，而学问通达亦大有利于专门之学的创辟与深入，也才能将其专家之学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二者可互补而不见得矛盾。
揆诸中西学术本质性的巨大差异，以及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向，建议宜分成儒学与西学两种不同的路径来研治第三期的中华经典，彼此互相学习。儒学依传统亦可分成专家之学跟通人之学，且彼此应互相学习。就专家之学而言，有的人偏从经学治经，有的人偏从史学治经；有的人偏从汉、宋或清学治经，或在诸经中侧重某经。这既是入门，也是求深入时所必须。深入有得之后，其才性通达者，当然可求兼通。科学化的西学则均为专门之学，宜严格依照西法治之，可以为经典开出新意义。此新途径与意义，亦应与儒学相融通，以开拓现代儒学的视域与内涵。
现代经学是现代儒学的一部分，应与现代儒学中的史学、子学与集部之学相通。现代经学的体系最难重建，至于现代史学则比较简单，现代史学应该既研究中国史也研究世界史。然中国史学传统与西方史学之不同，着重于研究“世运兴衰、人物贤奸”，“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与修齐治平之道等根本性大问题。因应此目标，所以其方法上更注重博雅、通贯与学者的修养。这个传统，与西方现代史学有相辅相成的效果。子学指各种专门或一家之学，可推而广之，包含西方近现代各种专门之学与哲学。集部之学则是个人生命的整体完成之记录整合，而并非西方文学或文艺的概念。集部之学所看重的是一个一个的人，譬如朱文公文集、杜工部集，乃个人生命完成的相关文献集结，又称之为别集，而总集则表现某特定时代人群的特殊风貌。此因儒学的重点，如钱穆先生所指出，不是知识的完成，而是人的完成。西方学术的重点是知识的完成，故以知识做分类。儒学是以人的完成为重，在实际的历史里从事修齐治平。因此，若能深入集部之学，便得以懂得各个不同的人，以及各个不同的时代。
或问通人之学如何可能？其实儒学自古以来致力于贯通经史子集的通人之学。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四部之学所涉及的书籍与知识皆难以计量，前人之所以从来可以研习，因其多只从经史子集——尤其是经史，因为儒学以经史之学为中心——当中择其最要的经典研读，数量有限。若能读懂经典，其他自然容易。就古人而言，经部是五经与四书，以通其大义为主。二十五史则以史、汉（或前四史）与近现代史为主。先仔细通读，或可能先专治某方面，而后再通于其他。如朱子所说，道理相通，读第一部书花十分力量，第二部则花六、七分力量，第三部便只要两、三分力量，然后势如破竹，可以完成通人之学。
于此同时，中华经典不应只留在华学院，或只限于现代儒学，而同时应当按照西方分类的现代学门加以研究。事实上，研究政治问题的人若只学西学，而不懂得学习传统经典，则不仅对于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得其门而入，对于世界人类的理解，亦将受西学的视角所限。不懂得原本立基于六经四书与诸史的中国政治社会，如何理解与处理现代中国政治？只用西学看世界，如何真能看懂其他文明的价值。所以即使是现代政治学门也应该研究传统经典，并以最标准的西方学术基底与方法加以研究，如此方能开拓双方的门庭，促进彼此的理解。同样地，经济、社会、心理、人类、文学、哲学乃至其他各种社会与人文科学，也都应该严格地按照西方学术的方法研究传统经典，以求获得新的知识，并透过读中华经典，增加自己的视野。以儒学的方式或用西学的方式治经，将得出非常不同的结果，很可以互补相通。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具有开展性的中华文明跟中华经典体系，既有自己的本根，也能不断地吸收融会其他文明的长处。期望新的经典体系与经学，能让中华文明得到更美好的发展。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7年8月号，原题为“第三期中华文明的经典体系与经学的建构”。因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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