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性对革命运动的消解
从荒芜的宇宙中诞生出人类的进化历史中，性的作用是巨大的。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有这样的诗句：
“正义感动了我的创造者；
创造我的是神的力量，
至上的智慧和原始的爱。”
这里“原始的爱”在但丁是创造“我”的神的力量；但神是不会以一个具体的形象现身的，他的力量内化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中。超出但丁诗歌文本的解释，我们说“原始的爱”可以理解为人类和动物天生具有的性欲。性欲是上帝的伟大发明，因为这种创造生命的设计方案十分巧妙。从动物到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序列来看，是性欲激活了更广泛的爱，性使男女之爱升华为爱情，而爱情的结晶孩子使人类的爱超越了男女之情爱，每个人都因这种爱的罗网而在世界中有了自己的位置——他是他父母亲的儿女和他儿女的父母亲以及爱人的配偶，由家庭的爱的推己及人才蔓延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温情。原始的爱的作用不仅于此，它还有殄灭野蛮的神奇力量。
在东西方的古老神话中不乏类似的故事：驯服一个巨灵和怪兽的野性的最好的办法不是用外部的力量抗争它，而是让它的欲望得到释放——派遣一个美丽女神和它性交，性欲的释放过程是野蛮的，但比起巨灵和怪兽的危害人类安全来释放性欲的野蛮毕竟要更少残忍，而且在性欲释放后巨灵或怪兽都表现出罕见的温柔。“文革”这个革命主义怪兽，要想约束它的暴行，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说教，还是西方的基督教伦理学劝戒，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始的力量就显得特别有效，这个原始的力量除了人们求生存的本能，另一个就是——性。
早在革命军刚进城之时，性对革命意志的消解已经以合法婚姻的形式下显示出来——老革命纷纷抛弃自己的年老的农村妻子而娶年轻美貌的城市女子，他们尽管仍然以“大老粗”的农民品性自豪，但知识女性的吸引力很可能不是知识而是她们因知识而对情感与性的细腻理解。这种合法的婚姻形式暴露出的“资产阶级意识”与其他表现形式被革命统帅适时地意识到了，这种来自身体的原始吸引力给予革命者的思想以反思，所以我们在当初革命文件中经常读到“化成美女的毒蛇”这样的句子，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心的恐惧，我们能从革命导师对“资产阶级”的一再指控中看到这种恐惧的心理，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革命者不在乎这些外在的敌人，真正使他们害怕的是内心中的因原始的肉欲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意识。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文革”有其乌托邦魑魅历史演绎的“历史逻辑必然性”，而从戏剧性的角度看，“文革”也可视作革命领袖对人类内心天然的资产阶级品性的恐惧而产生的歇斯底里。由于以普遍的阉割来实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方式要冒绝种的危险，因此就只能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表现在崇拜愚昧、仇恨知识，表现在界定性交除了传宗接代的合法性之外不允许任何资产阶级的附加意义——这是革命的性交与反革命的性交、无产阶级的性交与资产阶级的性交的本质区别，为了前者战胜后者就需要把中国人变成大老粗，然后把大老粗变成蠢猪，革命意识形态认为蠢猪因为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所以是无产阶级最高尚纯洁的标本。但把人改造成猪毕竟也有困难，尽管这比把人都变成智者要容易得多。除了那些不愿意把自己变成蠢猪的知识者肉体消灭后其脑髓给予世界造成悲惨意象的反革命作用外，灵魂深处还有对革命的反革命力量。
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中，军代表的“小和尚”（在王小波的文本中代表男性生殖器）因阅读“破鞋”——一个美丽性感的女知青——描写自己与男友的性交细节的“交代材料”后膨胀起来。
“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而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代材料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好象小和尚。”（王小波《黄金时代》）
我们不难设想，当军代表觉察到自己的“小和尚”因“破鞋”的性描写而背离了自己高尚的无产阶级情操像个异己的动物一样青筋暴突地笔挺，他可能意识到——老天给予每个人一个生殖器并不区分阶级属性。不难想象，如果你直截了当地反驳军代表奉行的乌托邦主义的意识形态，会极大地激发他的革命热情，他会表现出为了捍卫自己的崇高信仰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但当一个美丽的女知青以交代材料的名义写自己如何在男友面前因男友对自己臀部的拍打而忘情，如何分开自己的双腿让男友的生殖器插入的细节，军代表就可能在阅读材料后之手淫的快感中忘记他遵行的乌托邦主义，并在排泄中把印刷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神圣纸张当成擦拭精液的手纸，自我否定和亵渎就在他的自我身上自然而然地进行了。
诗人的犀利也就在于他文本的暗喻性，实际上，检讨中国八十年代后思想解放运动，乌托邦主义并不是被中国本土的或西方的自由主义哲学打垮的——当然它们的作用不容低估，而是被人性复苏的原始力量击败的。乌托邦主义既然兴起于大众意识也就只有大众意识能够消解，在大众中乌托邦主义主要的是被外国电影、流行音乐、古典小说或现代画册上暴露的肉体影象激荡出的精液淹没的，在淹没中被遗忘，被扔进了地下室仓库，乌托邦主义神坛的偶像在阴暗潮湿的水泥地上被摔得残肢断臂。
一个中国画家曾说自己在文革的“红海洋”中受了刺激，他不能再看见红色，更不能画红色，他一看见红色，心脏就无法忍受。对旗帜的红色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说法的消解就一个青年人来说并不需要在他生活中消灭红色，光波频率的均匀分布使所有色彩都是美丽的，鲜血的血腥可以是残酷斗争的结果，也可能是爱的颜色，一个青年会在爱人红色裤衩和红色的经血中目睹红色本来和绿色一样都是上帝创造生命的颜色，而那种红色记忆中所反映的法西斯主义就自然地被消解了，所以王小波女主人公的红色大裤衩就有了亵渎的意味。我们说，如果崇高是虚假的，那么亵渎就是神圣的。
画家刘海粟说，他在批斗他的人潮的汹涌和口号的此起彼伏中仿佛看见了黄山云海。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夫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具备，而更多知识分子不能在被批斗中幻化这样的景象，他们许多人的惨死说明批斗会不是颐养性灵的黄山烟云。把批斗会的凶恶化解为一种近似艺术家的行为艺术的游戏，我们通过王小波的史诗领略了青年们在自己的黄金时代所赋有的人性回归的天然力量。一对知青因性爱而被批斗，“斗破鞋”使批斗会因被批斗者的“奸情”以及女知青那浑圆的肩膀、乳房、腰肢而有了别样的意味，而参加批斗会的群众也就因这特别的性意味而触及了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触及显然不是硬着头皮表达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而去毒打他人——除了个别虐待狂更多的人即使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毒打资产阶级代言人也毕竟不是一件使他愉快的事，而“破鞋”批斗会则充满快感，就如同现代人在观赏时装模特或选美比赛从美女身体上领略快感一样。实际上，批斗过程因女知青的美丽以及她被斗内容的性暗示已经把批斗会的内容暗中转化了——革命时代所不允许的美女展览就以批斗会的名义悄然进行。由于这是黑暗时代不叫行为艺术的行为艺术展，就更激发出观众那因压抑太久而忽然爆发出的激昂的性亢奋，实际上，绳子捆在美丽的女“破鞋”身上使女知青曲线暴露，这在观众的性亢奋中便混杂着性虐待狂的心理的，这是与现代选美比赛所不同的地方。即使如此，这种性欲的快感也比一帮猛兽式的批斗者饿虎扑食般扑向被批斗者并把被批斗者打得血肉模糊要人道得多，性欲即使夹杂一些虐待狂的心理，在革命时代群众的戏谑的欢笑中，不仅显示了人性中的真性灵，而且猥亵了革命时代批斗会对所谓阶级敌人批斗的严肃性。
“陈清扬所了解的是，现在她是破鞋。绳子拴在她身上，好象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王小波《黄金时代》）
“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之比莫伯桑笔下的女主人公看到所有的男人因金闪闪的项链而看她有更深的意味在于，这是特殊的场景，不是舞会而是批斗会；而裤裆的凸起的意义在特别的历史场景中就有了有别于市井小说的暗喻性：理性的觉醒需要生殖器不由自主地挺拔对阉割主义的反动来清理道路。王小波的诗人的笔触的大胆和富有表现力是他作为史诗作者那种对历史的敏锐洞察力和赋予直露语言以深刻寓意的高超能力，能穿透人世间层层假面以及乌托邦主义的排排牙齿而“一剑封喉”。食欲、性欲是最原始的欲求，而乌托邦主义所宣称的“无限美好”与他们“理想国”里现实反差是：唯物主义对自己的讽刺是物质的极端困乏——人们因饥饿而死亡，高尚理想对“高尚”的讽刺是精神贫乏到接近蠢猪——活人的身心在恐怖和惶惑中煎熬，那慰藉身心的艺术传统被否定后，精神世界像沙漠一样单调和干涩。王小波的史诗告诉我们，人们也正是在对食欲和性欲的原始渴望中实现了对乌托邦虚假神殿的玷污，这个把怪兽和强盗逻辑硬摆上神坛的乌托邦神殿注定要在上帝赋予人类的人性的回归中轰然倒塌。
死亡和性欲的联系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就是1976年随着中国革命巨人的去世而使空气发出撩人的新鲜气息。对于一个青年，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任何知识，而只让他自然地在社会中生活，他能通过语言的学习懂得人类数万年以来进化中学得的基本常识，因为语言本身在被领悟中就包含着动物不能理解的人类知识，而在这些知识中，与动物本能的“知识”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性，但性的表达形式又是与动物有很大区别的，强烈的性渴望使一个人在青春期渴望新鲜的语言、活泼的诗歌、美好的音乐——这却是动物没有、而只有文明的人类才有的情感，对异性的渴望毕竟不能像动物那样直接。“文革”创造了一系列革命意识话语，但对于一个调皮的孩子他的天性中的调皮可能已经抵制了其中许多虚妄的东西。所以上帝的安排是极为巧妙的，如果他使人长生不死可以想见中国人民可能至今依然沐浴在伟大导师的革命思想光辉中，而且许多人接受的革命教育将使他死不改悔，但死亡来临了，他的革命思想就必须终止在骨灰盒里；而同时新的青年又诞生了，对一个小驴驹一样欢蹦乱跳的青年，乌托邦理想主义教育显然不如上天给予他的性本能更有活力。
革命导师去世后数天要终止一切娱乐活动，但是否终止性交并没有明文规定，王小波在他的《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穿插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显示了王小波在红色霸权面前显示的黑色幽默。1976年“国丧”期间，民兵小分队到公园去抓“野鸳鸯”，“野鸳鸯”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景象，革命的残酷性在哀乐声中被遮掩了不少，而性的冲动因此有了释放的机会，而北京市住房的紧张使那些即使结婚的男女也缺乏合法性交的空间，于是“野合”也就有了特定的意义——夫妻或情人们在公园或野地里性交。在王小波的故事里，民兵小分队与那个与女友正在性交的男子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们干什么了？”
“答：干坏事了。”
“再问：干了多少次？”
“答：主席逝世后这一段时间没断过。”（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坏事”者性交之谓也，“主席逝世后这一段时间没断过”的意思是，一对革命时代的“野鸳鸯”一直在伟大领袖去世后性交狂欢，这句在特殊时代的老实交代作为戏剧台词即使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现代戏剧家的剧本台词并列也毫无愧色。有趣的是交代完之后，男子浑身发抖，而王小波的总结是：“当时国丧期间，而那一对的行为是哀恸过度的表现”，用性交狂欢来表达过度的哀恸并非完全不可能，不过诗人语言的幽默性使我们想到——他们用性交来庆祝自己的哀恸，无论如何，如果让一次哀恸来结束可能的长期痛苦，是值得庆祝的，——尽管他们当时未必觉悟到这一点。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性交就是性交，与国丧的关系是——性交和国丧正好赶到了一起，等于性交和国丧没有除了时间而外的任何关系。
当然《革命时期的爱情》所表达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主要的故事不是野鸳鸯的性交，而是另一对男女主人公从被改造者和革命者的关系逐渐过渡到性爱伙伴关系的历史，这个故事的史诗性是深刻地揭示了乌托邦主义在中国普通人心灵中的破灭，乌托邦运动之蒙昧性在于其蒙昧，消除蒙昧的固然是文明的觉醒，但如何唤醒文明却并非文明自身所能胜任，而需要另一种“蒙昧”——人们肉体中蕴涵的兽性，这表面看起来似乎离奇，而实际上的确是历史的真实。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中后期是如此粗野因而必需靠人的兽性来回归文明，人的兽性在性的意义上其实就是人性的原始部分，它当然比乌托邦的蒙昧主义要更有活力，因为它是上帝的“力”，而乌托邦主义只是恺撒的“力”。
如果我们把乌托邦时代的报纸拿来阅读或者翻看一下某个政治思想工作者的当年的笔记，就容易发现让一个活泼的渴望新鲜思维的青年忍受社会意识形态的疯言疯语的聒噪是多么大的折磨。当然一般人在经过长期的思想教育运动后可能会习以为常，但对于天资超绝的诗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乌托邦时代天才都喜欢自杀的原因。如果天才没有自杀，他在常人看来要么就是“神经病”，要么就是“流氓”；他们与理性社会的神经病与流氓的区别是，他们的神经正常而且并不流氓。而乌托邦社会之所以称呼他们神经病或流氓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神经不正常并且社会的意识形态很流氓，社会意识形态的流氓性表现在把一切活泼生动的思想看作万恶之原。所以我们说，没有什么比社会意识形态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杜绝新思想更流氓的了。在乌托邦时代，人们并没有分辨什么是真正的流氓的眼力，或者说历史之所以使文明陷入歧途也正是由于人们普遍地缺乏分辨什么是流氓思想的缘故。
作为理性者的王小波在他小说里自己的替身“王二”就是乌托邦时代的“流氓”，因为他对所谓政治学习无法忍受，让蒙昧约束天才、把人的脑子挖出来灌输进乌托邦意识——这就是当年政治教育的目的。但教育者也不是从来就这样蒙昧的，他们也是血肉的人组成，尽管他们之中很少有天才，但即使才能平庸者也可能领略一种富有想象力思想的活力，这预示着乌托邦主义不可能长久地统治世界，而王小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担当教育王二这个“落后青年”使命的是团支书名叫海鹰的女青年，从这个女青年的装束可以看出她的“革命干部”形象：
“（海鹰）长得人高马大，发缝在正中，梳两条大辫子，穿一套旧军装，在革命时期里就能当干部，不管她心里怎么想的，不管它想不想当。海鹰说，它从小就这样打扮，从小就当干部。不管它到了什么地方，人家总找它当干部。”（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正因为她的“干部”身份，他总处在教育者的地位，她就只能强化自己的乌托邦思想，而乌托邦思想是世界上最贫乏的思想，几乎不能被称为思想，因为它是一切新思想的敌人。这样，海鹰这个教育者在讲她所能知道的干巴巴“先进思想”时，就不能吸引她面前那个远高于她的天才诗人。我们之所以说小说里的王二是天才诗人，因为他就是王小波，尽管王小波试图用身高和长相把自己藏在王二的背后，但他是藏不住的。王二在听海鹰讲“先进思想”时总走神，因为他天生是古希腊式的智者，甚至在他小便时他能想到自己的尿液能否冲动叶轮来带动一个小型发电机来发电，这样富于想象力的大脑在海鹰面前接受教育，其效果就是王二走神和“磨屁股”。而王二的不经意的笑，在敏感的教育者海鹰看来是在嘲笑她，因为她的悟性还不至于看不出她眼前的这个“落后青年”比自己更聪明，尽管在革命时代，对人的评价是革命情操，而没有“聪明”的地位。很快我们看到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转换，即使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海鹰的办公室）一个丰富的大脑和一个不丰富的大脑也是容易分出高低来的。王二的现身说法恐怕是海鹰闻所未闻的，因为对同一个事件一经王二（王小波）叙述就立即有了反讽的味道。而人的思想是容易接受影响的，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固然强大，但眼前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影响也同样巨大，尽管他在海鹰面前是被教育者的身份。我们看一下王二可能向海鹰叙述的内容：
“我哥哥五八年上到小学三年级，晚上饿得睡不着觉的时候，给我念他作的诗：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他还告诉我，到了共产主义，窝头的眼会变小，吃了顶饿。”（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一个饥饿的三年级孩子所能想到的共产主义理想是窝头的眼会变小，这里的修辞如果带着幽默，那绝对不是因为语句的巧妙，而是反映了一个天真儿童的真实心理，这样的幽默之严肃性表现在——如果窝头的眼太大就可能有更多的儿童饿死，而且这种经常发生的饿死事件是发生在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而诗人的可贵就在于他把自己童年的谈话记忆住了，于是那来自儿童的诗歌就超越了诗歌本身的意义而有了记录历史心理的作用——简陋语言中的天真蕴涵着质朴的中国人民被乌托邦主义愚弄后那种使后人深感悲伤的真情，“无限美好”的理想作用于现实社会使中国人民在对窝头洞穴的凝视中产生了“美好幻想”——这恐怕是“科学”乌托邦（一般乌托邦主义者读作“科学社会主义”）设计者当初不能想象的。与因挨饿产生的美好想象不同，此时地球的另一面“水深火热”的美国人民正在把自己的想象力运用到如何登上月球。
我们很难想象海鹰这个教育者在受了眼前这个被公认为落后青年的反教育后会没有触动。而王二的关于革命武斗运动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的讽刺与其说来自王小波的叙述毋宁说来自于王小波看到的历史本身，伟大领袖发动的运动使“拿笔作刀枪”派的青年们以伟大领袖的偶像来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而结果却召来锋利长矛刺穿伟大领袖的偶像的人中或印堂使偶像背后的血肉之躯立即死亡：
“他们的铠甲就是身前身后各挂一块三层板，上面贴上毛主席像，上阵时就像一批王八人立了起来。至于手上的长矛更加不像话，乃是一根铁管子，头上用手锯斜锯了一道，弄得像个鹅毛笔的样子，他们管它叫‘拿起笔作刀枪’，他们就这样一批批地开上前线，而对方手使锋利的长枪，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瞄准他们胸前的毛主席人中或者印堂轻轻一扎，就把他们扎死了。”如果这里有不露声色的亵渎也不能说是由于王小波的语言、而是历史事实对它自身的亵渎，这里血腥侮辱“崇高”的背后是年轻生命像处理烂白菜一样被轻率地扔掉。这种从历史事实中揭露出历史事实蕴涵的亵渎来自于诗人对历史的深刻洞察，而表面上他似乎只不过是对观察做了流水帐式的记录，一点也不勉强。这样就使教育者地位的海鹰抓不住王二“反动”的把柄，实际上也果真如此，反动的反动性之高境界就表现在这里——让革命者也体察不出诗人的反动。而这里“反动”的意义是意味深长的，在一个把蒙昧主义当作历史进步的蒙昧时代，“反动”才具有真正意义的进步，总结地看王小波以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其实都是一定意义的反革命主义者，尽管“反革命”在乌托邦时代曾是一顶置人死地的魔冠；我们设想如果近现代中国是反革命主义的天下就不会有中国长达三十余年的黑暗时代了。
长枪在王小波的文本中还有男性生殖器的寓意，而在王二的迥异于革命话语的叙述中，海鹰肯定也“中毒”了，她最终能轻松地把玩王二的生殖器在于王二对海鹰潜移默化的影响，像海鹰这样顽固的革命青年都最终败倒在王二的“教育”下，中国乌托邦运动的失败似乎也就命中注定了，人性的回归当然也就是反人性的乌托邦主义的失败。当然这个过程是缓慢地进行的，首先是海鹰出于“革命感情”带着王二去治疗他的痔疮，王小波并没有叙述海鹰注意到王二退掉裤子露出屁股后，海鹰是否注意到王二臀下那乌黑亮毛发里藏着的生殖器，但男人肉体的生猛肯定刺激了她；而几乎与此同时，王二也偷看了海鹰抽屉里的月经带。所以诗人接下来描述二人的性爱也就水到渠成，而一个顽固的革命主义者在性欲的作用下其乌托邦思想也就在她把玩王二的生殖器过程中被边缘化了，因为就上天赋予一个女人的本性来说，原始的爱毕竟是最关于心的，我们读到海鹰对男性生殖器的神秘性的感慨，其语言表达方式仍然是王小波特有的幽默：
“那一瞬间像个楔子打进了记忆里把想象和真实连在一起了。后来她常常拿着他的把把（注：男性生殖器）看来看去，很惊讶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东西——瘫软时像个长茄子，硬起来像捣杵。它是这样难看，从正面看像一只没睁开的眼睛，从侧面看像只刚出生的耗子。”（王小波《革命时期的爱情》）
上帝在宇宙中创造了两个伟大的器官——一是大脑，二是生殖器，前者的伟大性在于宇宙有了自我反思的物质集合体，后者的伟大性在于这个反思宇宙历史的集合体能够不断地繁衍下去。这两个器官反映了上帝创造宇宙历史的本欲；我们说乌托邦主义是罪恶的世界观就在于它试图彻底地否定这两个本欲：通过杜绝新思想否定大脑的作用，通过把性欲发源的艺术命名为资产阶级属性杜绝人类的创造性。乌托邦主义的这种反上帝性（当然也就是反人类性）是与人类的道德哲学通过建立道德原则而将物欲与性欲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的意义绝然不同的。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后期似乎已经有了新创作的性爱文学，由于它们始终没有成书，似乎一直在传说中；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可以合法传播的便是流行音乐和世俗文学。现在我们若回顾八十年代初期的流行文艺，除去怀旧的亲切感而就艺术本身分析，其艺术价值是贫乏的，但无论是大陆的流行音乐还是港台而来的“靡靡之音”，其共同的特点便是对青年人原始情欲的撩拨。人性的觉醒不是首先从思想上否定“文革”的一系列蒙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而是以天然的“蒙昧”——性欲——来反驳革命话语的霸权，——历史本身的深刻性往往超越正在进行的历史中人的理解力。应该承认那种专门以迫害人为快乐的卑鄙人性的确存在于某些人中，但这样的人毕竟很少；就人类大部分成员来说，生物进化都加予了他们心灵以善意，而且由于任何人都被上帝加予了父母与子女关系，他在对他母亲慈祥面容的观望和自己孩子天真眼神的打量中都自然地理解到上帝赋予人类的善性。而他自身的“阿几里斯脚踵”——性心理的存在使他不能以革命理想主义把自己修炼成一个“特殊材料制造”的“革命金刚”，无论他加入的组织的神圣性还是他对革命导师表达忠心的右手宣誓的坚决都不如上帝给予他的性本能更有作用。人性最基本的情感就是——爱与被爱，阶级把人划分为对立者在一个对人性有起码洞察力的人的观察中总是不能彻底相信的。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原始之爱呼应世俗文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革命时代的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出身无产阶级的高贵和出身资产阶级的卑贱——以这样的形式被消解了：右派的女儿征服了革命家庭的成员，地主成分的青年赢得了贫农出身女子的爱。——这里不需要太多思想批判，不需要以符合人性的平等逻辑来指出乌托邦“科学真理”的所谓唯物主义阶级决定论的荒谬绝伦，因为青年们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满足情感的方式使那种贴着“科学”标签的乌托邦蒙昧主义阶级论显得极端愚昧可笑。
“原始的爱”就这样把王二与海鹰这两个“对立阵营”的人绑在了一起——上帝无所不在也可以在这里得到理解。当然，性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在于对乌托邦革命运动的反革命作用；但思想的建设不能靠性欲来完成，它至多是清理出一个理性的起点。而且乌托邦主义也不能完全靠原始的性欲来消除，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我们从海鹰身上仍能感受到她接受王二反革命思想的不彻底性。实际上乌托邦主义教育的确早已触及了她的灵魂并生了根，甚至在对性欲的表达上也还有乌托邦主义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她渴望受虐的变态心理。由于在革命主义文本中没有健康的性教育，她（海鹰）是在革命者遭受敌人毒打、强奸、辱骂而坚强不屈的革命话语中，从“强奸”领悟性意味的，在海鹰的话语中性交和强奸是一个词，这使她一开始就把性的意义与虐待联系在一起，誓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的强力灌输使她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是病态的，她在少年时代就想象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敌人的酷刑和强奸中不动摇意志，所以当王二与她性交后她渴望被虐待。但王二尽管被乌托邦社会命名为“流氓”而其身心却是健康的，而海鹰所接受的革命主义教育使她具有某种法西斯主义的性征——施虐狂激发出来的受虐狂心理，她似乎只有以革命者的方式实现自己被毒打、被强奸、被辱骂才能得到身心的极大满足——性欲与革命的联系在她身上的确微妙地体现出来。我们由此看到诗人王小波深刻的洞察力——乌托邦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尽管发生过表面的冲突，但二者在本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