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开始重视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而高教部公布的由苏联专家帮助完成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也把中国古代神话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褚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出版于1955年，该书指出了中国古代神话发生、发展的轨迹，并把古代神话分为自然神、英雄神、异人异物三类故事，其中异人异物一类故事，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如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中占有很大比重，褚先生的分类，为这种神话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在《古典新论》中，收有褚先生所撰《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美和崇高美》一文，提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许多作品，具有悲剧美和崇高美，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神话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影响，无疑有参考价值。
褚先生在1978年后撰写的许多文章，也都与先秦两汉文学史密切相关，其中不少文章，正是为指导全国电大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工作而写，如《司马迁的游踪与史记》《开浩荡之奇言——谈庄子〈逍遥游〉》《〈李将军列传〉解析》《李斯传》《从逍遥游看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简叙“风”“骚”传统》《中国古代文学举要》《说〈庄子〉寓言的特色》《漫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等文章，都从某一个方面，对先秦两汉文学史的研究有推动作用。
褚先生还有部分著作，如《两汉诗传》《中国古代文学讲义》《中国古代文学指要》《古代文学实用图表》等，都是配合文学史，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史的阅读参考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和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叁】
褚先生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视对文体的把握，这是他研究的又一特点。作为20世纪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奠基人，其代表性著作《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及《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是当代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形态学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对中国古代存在过的各种文体，如二言诗、四言诗、楚辞、赋、乐府诗、古体诗、骈体文、律诗、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杂句诗、杂体诗、杂名体诗、唱和诗、联句诗、集句诗、词、曲、论说文、杂记文、序跋文、赠序文、书牍文、箴铭文、哀祭文、传状文、碑志文、公牍文、笔记文、语录文、八股文、连珠文等数十种重要文体进行了系统研究，原始以表末，从上古文体的发生说起，释名章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在充分继承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等前贤有关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学术的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学形态进行了科学的分类，详细探讨了各种文体产生、发展、衰落的轨迹及其不同特点。如对赋文学、骈体文的起源及流别、特点和地位，以及近体诗的形成、中国散文的类别和流变等，都以大量的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看法。书中所涉及的诸多文体，自产生至今，甚至从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更别说系统地研究了。褚先生的研究，不但选择的文体有广度，而且考辨源流有深度，对当代文体学研究，甚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史，都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实际上，褚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有文体研究的影子，如1980年至1998年间发表的《中国文体史话》系列论文、《中国古代文体概观》系列论文，以及《中国文体概述（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古代文体简论——赋》《汉乐府民歌对诗体发展的贡献》《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论建安时代的辞赋观与辞赋创作》《书牍源流浅谈》《略述中国古代的笔记文》等，都立足于探讨文体本身的产生、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文体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些文章，构成了褚先生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1年，褚先生还出版了《中国古代文体学》，该书的内容以《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为基础。褚先生还撰有《中国古代文体辞典》，生前尚未刊印。他还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续编，主要针对中国古代诗歌、小说等文体，并已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立项。可惜，褚先生忽然罹病，这些工作未及完成。
褚斌杰先生是20世纪重要的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专家。他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长达50余年，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全过程。2006年11月1日，褚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3周岁。2008年4月14日葬于北京凤凰山陵园，墓碑后刻有他生前自撰的墓志铭：“他读过文学，也学过哲学。写过一些文章，评论过许多过往的名人，但进入晚年后思之，一直未弄清的是人生。他生活过，感动过，快乐过，悲痛过，感谢过，嫉恨过……反观之，应该说自己已是个十分幸运的人了。那么，也就可以足以自慰而安息了吧！”
立足于学术史的《诗经》与《楚辞》研究
立足于学术史的高度，文献梳理与理论阐述结合，是褚斌杰先生学术研究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中。
褚先生的《诗经》与《楚辞》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等，都是1953年至1956年前后发表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古典新论》中收有《〈诗经〉与中国文化》《〈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论〈诗经〉赋比兴的“赋”》《崇高、悲壮、奇丽——论屈原〈离骚〉》《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新考》《百年屈学》等，这些论文，站在学术发展史的高度，对《诗经》《楚辞》与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诗经学史、楚辞学史中的许多关键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观点。
如在《〈诗经〉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褚先生指出，《诗经》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意蕴，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是一部古文化的百科全书，诸如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社会生产、风土礼俗以及天文历法等，几乎无所不包，是研究中国文化和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的渊薮。这一认识，改变了20世纪学术界多把《诗经》仅仅看作是一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的看法，还原了《诗经》作为六经之一的经学价值。《〈诗经〉中的周代天命观及其发展变化》一文，通过对《诗经》的研究，认为《诗经》体现了周代天命观的确立、发展、变化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周代天命观与政治的关系特别密切，二是周代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始终存在其对立面。《论〈诗经〉赋比兴的“赋”》一文认为，《诗经》的赋也是一种丰富的表现手法，重视比兴、轻视赋的表现手法的认识是不对的。《论〈楚辞·九歌〉的来源、构成和性质》一文认为，《九歌》与夏后启《九歌》是有联系的，而《国殇》和“乱词”是后人所加。《屈原〈九歌〉“东皇太一”新考》认为东皇太一神是楚国的保护神，随着楚国的灭亡，就消失了。这些结论，都是非常有创见的观点。这些论文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学术史深度，文字简洁、活泼、生动，深入而浅出，条理清晰，可读性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诗经全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楚辞要论》是褚先生众多《诗经》《楚辞》研究著作的代表作品。《诗经全注》在继承中国古代《诗经》研究史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诗经》各篇进行了精到的诠释，兼采众长，而又能拨乱反正，不断提出高明的见解。《楚辞要论》则既包括了对楚辞重要问题的论述，又有对屈原作品的新训解，是褚先生多年研究《楚辞》的结晶，继承游国恩博大精深、谨严求实的风格，又有感受敏锐、善于宏观把握的特点，体现了汉学与宋学并重的研究境界，立论公允而深刻，注释简洁而精到。其中《史记·屈原列传》疏证一文，对屈原的身世、经历、作品、情感的辨析、理解，细致入微。对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天问》《九歌》的注释与评述，广泛征引前人时贤注解，力求客观辩证，同时，又能站在文学研究的立场，解读其美学意义。
褚先生的《诗经与楚辞》《诗经与楚辞导读》等书，是“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之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的第一部，虽然是为了方便《诗经》《楚辞》的教学工作而撰写，但其中贯穿了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心得，也是重要的《诗经》与《楚辞》研究著作。褚先生还整理了戴震的《屈原赋注》，并由中华书局在1999年出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学术文库《屈原研究》，由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方铭）
來源：《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20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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