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方案之失与意图之伟
曾、唐、干诸人于康有为研究实有大贡献。身处二十世纪终结之后，诸学者已遍历此世纪之忧乐苦欣，回看康南海当年之警告，不无痛切追悔之感。
曾、干之书重审康氏之共和评议，于共和弊病中，重估其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主张。唐书于人伦解体，“新儒家”一任心体遍润之际，重估康氏立教之议。儒门附议者甚夥，一时纷纷攘攘以新“康党”自命。曾唐诸儒，真能见南海之所见，此治康有为之前辈所难及也。
此即所谓“基源化”阅读者。基源或是问题资源，或是答案资源。较其同代人，康氏尤其在正确的发问方向上。时人及后人批评康氏者，多在君主制、孔教会两端。曾唐诸儒独能见康氏之所忧：
数千年之帝制所支撑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历史共同体，共和革命之后，确难以保全疆域之统一、文明之连续与藩属之屏障。此确乎君主制之所长，而共和制之所短也。保中国不得不保君主。
数千年帝制，一家能治天下，一族能统万族，一教能理诸教，一士能率四民，端赖儒教调停其间。而儒教虽长盛不衰，势力则处君王之下。儒士散漫，各奉其宗，无统一教会，故教权弱，君权强，唯知有家族，不知有社会。列强环伺，衰乱之世，欲抟万民为一国，而又不破家族、不断伦常、不易礼俗者，必不能无儒教，亦必不能无组织。
遂有孔教会之立。孔子既为素王，孔教之耶稣早存。唯成立教会，尚需保罗，康子自任之。康氏保君以保国，保国以保教。君国既然不保，则以教会保教，而教会有组织，亦能据之抟合国家，则保教亦能保国矣。故君主制、孔教会皆良有以也。
此康南海应对数千年巨变之方案。此方案于书册中甚雄辩合理，盖切中要害、推演透彻。曾、唐、干诸儒，因康子对问题看得真切透彻，故认肯其方案，乃至尊其人为先知，尊方案为教条矣。以为康子方案既出，儒家当能应对现代之全面挑战，何必去君去教、一路革命耶？此议不徒儒门拥戴，保守主义学者亦大激赏。儒门与西学保守派一同以为，共和麻烦重重，革命并无必要。
贤等恐未尝自问，何以共和革命之后，多民族大一统之疆域，终究并未如康子所言削弱、崩解？何以共和革命、文化革命、不断革命之后，非但能保其国，而且能强其国，甚而至于渐能恢复儒门元气，于今日指点古今是非也？如不破教，何以强国，如不强国，何以复兴其教？何以康氏树为君主制楷模之德意志第二帝国，其土崩瓦解也速，其复辟帝制也难？其拒帝制之决绝，何以较反复政变之法兰西尤甚？康子多大略、有远见，极了解中国，亦极了解西方。唯于中西方大势所做之大判断，皆有大误，何也？
永乐新著，即意在解释：康有为对西方的判断何以失误，如此了解西方、尤其欣赏德国之康圣人，何以料事并不如神，何以抓住了正确的问题，却抛出了错误的方案。永乐此书，同近年曾、唐、干诸书，皆能深入康子语境之实际政治维度，对康子之把握，做同情共识式再把握。两者均开辟新路，超越既往之思想史研究。两者之差别，首在取舍有所不同。
曾、唐、干等于康子语境之经学、政论维度亦颇有照应，而于康子理解、判断外国之政教诸论，未尝措意。外国政教之论，原非它事，本是康子介入中国政教之争的一种方式。假设法兰西共和制弊病较少，英、德诸国君主制弊病甚多，则康子持论未必如是之坚耳。
永乐之书，详他人之略，略他人之详，于内容贡献实多。而其方法论之贡献，尤胜于内容之贡献。此亦章著与曾唐干所著最重大之差别。如曾唐干等先生之康有为阅读，为方案化、教条化的基源阅读，那么永乐此著，即是问题化或再问题化的基源阅读。既以康为基源，深入康之理路甚至情感，顺康思索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外实际政治共通之核心问题。
此问题于作者并非突兀，盖正承其前书而来，既由一世收为一人，复从中国拓至诸国。两书作法，大迹略同，而前书非“思想史”主题。故本书方法于“思想史”尤有创发之功。此即鄙人所谓“政治语境之基源式研究”。作者认同康之问题而追究康之方案。
此非作者主观欲如此追问，读史至此，必有此一问。无此一问，即从根本上不能理解康氏以来之所有中西历史，即从根本上不能理解，何以有十九、二十世纪之变。将康子视同教条，而非问题，此种态度隐含康圣人为正确，为应然，而历史，换言之二十世纪革命，虽是实然，却是不应当，是越走越错、将错就错。此虽亦可化为儒门之语，其内里即汪晖所谓“革命之悔恨学派”。无非汪所谓悔恨学派，追悔的是中国革命，而某些保守主义者，追悔的首先是欧洲革命而已。因偏离先知裁断而判世俗历史为罪错，这既不是真正历史科学的态度，也不是真正儒家的态度，而是基督教的态度。
对于十九与二十世纪的整个人类史，对于理解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部历史，最有意义的恰恰是追问，康有为错在哪里。这样追问，绝非低估康有为。一个错误的康有为比他侥幸正确的同代人伟大得多。
同样，一个错误的康有为也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的康有为伟大且意味深长得多。因为，站在康有为伟大错误背后的，是更伟大的历史意图。看历史之手如何捉弄伟人、英雄与智者，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与教益，远超一切悲剧、神学和哲学。或许历史才是唯一真正的启示，而领会这个启示需要的既非虔诚，亦非知性，而是理性。
康子已经抓住了几乎所有正确的问题，且如此切实、中肯、雄辩，怎么会错？康子对民国派的批评完全正确，无君的共和势必不能保持历史延续的大一统，去儒教的士绅也不能维系日趋散漫的社会，承担伦常、抟聚国家。
但康对民国批评正确，不等于康替代共和的方案是有效的。康替代共和具体方案之无效，不等于其原理是不正确的。与儒门激进派所设想者相反，康决非排斥共和以及其它现代因素，而是要限制共和的危险。康的政制设想，无论君主立宪还是虚君共和，其要义是综合君主制与共和制，其形态是寓共和制于君主制之中。
康对郡县制大一统君主制亦有重要的修订或限制，如其地方自治说、孔子素王说，皆是此意。康的孔教会运动，其要害不是孔教，而是教会。孔子之教，古已有之，而家国同构之天下并不需要教会。教会有其宗教性，更有其政治性。教会作为一个有组织与纲领的政教团体，正如康有为仰慕的路德或保罗的时代那样，其机乃是古典世界瓦解、近代原理兴起。它既是自然的政治共同体崩解的征兆，也是其补救。君国既亡，科举已废，士绅败坏，孔教会乃兴，其意乃一统政教，再造精英，寓政治团体于宗教组织之中。
要之，康有为方案中真正有活力的东西就是，综合君主制与共和制，融合政治团体与宗教团体，重建精英组织。这个活的、正确的原理为何导致了失败？因为康用来容纳共和制的满清皇帝仍是一个旧君主，是一个受到肉身限制、种族限制的君主，不够抽象故不够普遍，于满蒙种种瓜葛，无法代表万民。他用来融合新政治的是旧孔教，虽经公羊三世说等极力推扩，仍无力容纳西学，亦无力支撑对历史普遍而具体的解释。他通过孔教会造就的又能是何等样的精英呢？
十九世纪的殖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资源、市场和利润的无限渴求将旧士绅阶级置于一种崭新的、揭去温情脉脉面纱的生产关系之中。同时，皇权崩溃、乡村败落、都市兴起。在这些新的时代状况中，旧士绅沟通朝野、美政美俗的意义已一去不复返了。科举的消失、儒教的失势和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的兴起让士绅淤积在上下之间，从起敦化表率作用的“乡贤”逐渐变成单纯的剥削、压迫、守旧者。而无法沟通、维护、教育和发动人民的就不是真正的精英。
康有为之正确，在于看到了十九世纪。中国从未有人那样清楚地看到整个十九世纪。康有为的失败，在于他只看到十九世纪的表征，没有看到其原理性矛盾，没有看到十九世纪因此必然解体；在于他依靠十九世纪对付十九世纪，无力解释旧世界体系的崩溃与新世界体系的产生。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普遍性必定会完全摧毁他试图依赖的旧文明的肉身，包括旧君主、旧孔教、旧精英。而这个普遍性会带来新的矛盾和新的力量。
康有为虽逆大势而败，并不能直接证明顺势者之高明。一时顺逆，不可据以抑扬豪杰；一味顺势，适足因之断定小人。盖历史之势，绝非其直如矢，而历史中人，终当有所保守。此非关血气之衰，亦非只问应然，不顾现实。乃因人之所守，其实亦势之所守也。
康子于旧制度、旧文化、旧士绅命无可续之际，倡君主、教会、精英。此似逆势而行，实则大势因之而成。大势取康子之方向，而不取康子之道路而已。“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即此意也。
岂止大同而已，康有为要保国、保君、保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一统、君主制、新精英和公民宗教的道路。历史同康有为，更同他的对手们开了个玩笑。
虚君共和是寓共和制于君主制之内，孔教会是寓政党于教会之内，三世说大同义是寓共产主义于儒学之内。历史之所成，其实与康子内容全同，而显隐颠倒、表里皆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寓君主制于共和制之内，革命政党是寓教会于政党之内，革命史观是寓儒学于共产主义之内。在共和之内的，是无身体的、普遍化的“新君主”；在政党之内的，是有共同信仰、社会构建能力和先锋表率作用的新教士；在革命史观之内的，是经过重新解释的大同小康学说。
共和制、新君主、新教会、新民与新精英就是现代革命的真正原理。这条原理的实现，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实现的契机，就是整整一百年前，一声炮响送来的“列宁主义”。这既是十九世纪西方的破题，也是十九世纪中国的破题。
2017年 4月26日 上海
思想史研究要解释错误而非指责或坚持错误
感谢永乐的强邀，让我有责任拜读他的新作。读后兴奋之余，乘写序的机会，表达一点对康有为、思想史研究及晚清以来中国历史的看法。永乐书讲的是康有为的西方研究，是迂回的，但语言平易活泼，很好读。拙文试图直接理解近现代中国，不过表达笨拙，很不好读。永乐和我的不同写作方式说明，他属于二十世纪，我属于十九、二十世纪之间。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时间，属于什么世纪？有思想家认为，之后历史又摆回了十九世纪。有很多证据支持这个判断。但也有很多证据可以支持其它的判断。我个人意见，这段时间总体呈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间”的紧张和复杂。也正因如此，被整个二十世纪放在一边的康有为似乎毫无征兆地复活了。康有为身上几乎所有令人难忘的对立特征：卓越和拙劣，远见与短视，先锋与过时，激进与保守，也全都因为这个“之间”。
当然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十年，出现了许多新鲜的东西。如此之多，如此之新，以至于有迹象表明我们也许正开始进入一个与以往人类历史总体断开的时代。究竟是天道有常、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万物皆流、于今为烈？没有什么现成的软件能推算出来。我们只能从人那里、前人那里学会分辨持久的和暂时的，恒常的与崭新的。这就是思想的开始。也许人的超级产品可以计算。但计算从来不是思想。思想史最大的教训和收获就是这个。康有为虽然擅长这种分辨，终究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不是唯一拥有这种命运的人。
历史即便充满矛盾，也没有错误。人类哪怕处处算到，也终有一错。不应因此指责他，这是思想者的特权。思想史的研究者则没有这种特权，他们应该做的是解释错误，而不是坚持错误。章永乐这部书的真正旨趣就是这样。这部书非常精彩，但愿它不会终结当代的康有为研究。因为此书只是打开了一条道路，而非走到它的尽头。
丁耘
附识 于 2017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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