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与实践
思想家的思想影响人们，政治家的思想支配人们。当然，某种意义上，影响也是一种支配。但我们在这里应该仔细区分影响和支配的内在差异。这就是接受的方式和途径非常不同。一般性的思想影响，可能是自然的，也可能是人为的；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不自觉的。总之，它宽泛而不确定，充满种种模糊和歧义。至于思想的支配性，就显得具体和明确多了。它大多通过特定的制度和程序而得以实施。即，它是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权力体系。虽然这种权力体系在专制体制下无所不在，甚至无所不能，但较之泛化的影响，这种权力性的思想支配依然明晰得多。
在具体的时间段中，真正影响或支配人们言行观念的那些思想，只能是最具权势的皇帝们的思想。《唐大诏令集》表明，皇帝对唐朝民众思想的影响绝对超过任何一个唐代思想家。因为即便官样文章，亦有其思想史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具有任何一个普通思想家都不具备的强制力。至于那些思想家的思想，向来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并发生影响的。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如果不被汉武帝采纳，“独尊儒术”就只能是一种没有定论的学理论辩，辩论各方尽可以永无宁日的争吵下去，而绝对不能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既定国策。诸子各家的是非得失可以被充分讨论，而不会有结论。儒家也很难最后胜出。可见，独尊儒术的出现并非思想自身的内在逻辑使然。更多是皇权制度的需要和皇帝个人的偏爱所致。是可知，董仲舒的思想如何影响西汉，韩愈的思想如何影响中唐，朱熹的思想如何影响南宋，都不能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更不能单单以后世眼光去审视和观察当时的思想状况。可以说，思想家的思想要想影响朝廷，首先要通过官场这一语境，并最终获得皇帝的认可。是可知，思想家的思想除了在长时段中发生深远影响外，还必须考虑到在具体的时间段内，是哪些内容并以何种形式影响人们的。
人们公认，影响现代国人思想的主要有四个人的思想，即孙中山的国家主义、蒋介石的传统主义、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邓小平的实用主义。这四人的思想有个共同特点，都不是单纯的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而是通过并体现以及包含种种实践过程、制度设计、仪式展示、符号创意等内容的权力意识形态。显然，这种意识形态式的思想能量绝非一般性的思想所能具备。这种思想至少在大面上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正常表达方式，也成为人们大多数时候的话语标准，即以这种思想去判断和评价各种现象和言行。
思想史的实践形态一方面体现为“顶层设计”的强力规范，另一方面则通过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表现为文化层次越低、言行越趋于一致。就像农民识字少，不易通过书写来表达自己思想，而只能通过具体行动来表达思想。所以，农民的行动就是农民的思想。他们烧香、磕头、拜佛、敬神、畏天、惧官等，都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真实情感和信念。农民的行为告诉人们，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这么想。换言之，农民的思想都在他们的行为中。农民的思想就是农民的行动。他们耕作，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生活；他们交税，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本分；他们祭神，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希望；他们沉默，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命运；他们造反，因为他们知道这是自己的机遇。可见，农民的思想和信念往往不是通过话语表现出来，而是通过行动展现出来。所以，农民的观念具有鲜明而直观的行为性和实践性。但这不意味着农民思想更具行动意识和实践能力。因为，农民思想本身就是行动和实践。除了行动、实践和生活，农民别无其他思想。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通过某种话语、文本、著作等形式来观察和分析农民思想。当然，我们也可以借助某些流行的民间话本和粗浅的宗教读物来辨析农民思想。但那毕竟是间接的旁证，而非直接的人证和物证。恰是这种客观局限，使得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农民的实践和生活，以揭示其真实的思想内涵。
关注和重视思想史的实践，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简单认同福柯的观点。
观念史关涉的是对某一概念的分析，分析它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发展的，在它产生的过程中与其他观念的关系是怎样的。思想史分析的是某一未被问题化的经验领域或一系列的实践类型（这些经验与实践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习以为常、“寂然无声”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亟需应对的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探讨与争论、煽动新的应对与反应，并且致使以前“寂然无声”的各种行为、习惯、实践及制度产生危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思想史的工作就是要研究人们是怎样开始关注某事，如何开始忧虑这事或那事的——譬如，疯癫、犯罪、性、他们自身，或者真理。（米歇尔·福柯著，汪民安编《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第366—3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福柯认为观念史关注的是概念，思想史关注的是实践。即观念史属言，思想史属事。福柯这种区分，颇似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对史官的分工设想。其实，真正的史书总是言事兼记。
不过，古人的史官分工构想，倒是可以启示我们将思想二分为“言语性思想”和“事情性思想”。前者指历史上的思想和思想家的思想，后者指历史中的思想和思想者的思想。事情性思想不是从事情中抽象出来或对事情概括出来的思想，而是事情本身包含的思想以及事情对思想的冲击而引发的思想变化。比如纳粹屠杀犹太人迫使人类反思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理论思辨或观念裂变的作用。人类面对的已非简单的制度之恶、主义之恶，亦非文明之恶、人性之恶，而是制度和主义何以可能挟裹文明、利用人性而将邪恶推向极致，使人万劫不复，从而改变人性。应该说，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包括宗教都无法真正改变人性，但有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足以改变人性。所以，马克思断言，批判的武器终究不敌武器的批判。我觉得，马克思的历史观对思想史研究有一个终极启示，社会意识很重要，社会存在更重要，社会存在如何塑造社会意识最重要。不用说，这个存在必然是社会意识化的存在。我无意深究存在与意识的思辨关系。我只想说，观念–实践一体化的思想史逻辑有助于我们开启更大的思想史空间、发现更多的思想史线索、倾听更复杂的思想史声音、产生更丰富的思想史话语。
所以，在我看来，有意义的思想史关注的恰恰是具体时间段的观念–实践。但这不意味着，思想史就是观念和实践的简单相加或相加总和。那样，思想史就显得太大。太大就没意义。最重要的是，观念和实践的关系不是任何一种可颠倒的前后、高低或因果或循环的关系，而是一种不分彼此的整体关系。这就是观念–实践在思想史中的真实含义。
四、现实主义
思想史有三个主义。弄清思想的历史本义，是历史主义；揭示思想的内在逻辑，是理性主义；思考时代的思想问题，是现实主义。其中，现实主义是根本。思想史作为方法，一是用于发现我们自身思想中的问题，二是用于解决我们现实中的思想问题。这里或许有一个悖论，用思想解决思想问题。⑶思想肯定不能完全解决思想问题。但撇开思想，任何思想问题都不可能真正解决。
本质上，思想本身无古今。因为所有真正的思想都必须处理三个问题：人的本质，人的合理生活，人的理想政体。只有从思想史角度看，我们才能感受到，人们始终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产生相同的焦虑，这就是批判社会、改变现实之无力。
思想史研究不光对现实有特殊意义，而且对改变现实也有其特殊作用。这意味着，思想史应该对现实中的思想问题作出回应。思想史研究是否要给当下思想提供某种历史启示？进而，思想史研究能否给当下思想提供某种历史资源？其实，思想史的目的不是要弄清古人想什么，而是力争和古人一同想问题。当人们研究思想史时，往往意识不到一个前提，即自己在思考。⑷这种思考的目的是在历史上寻找自己需要的思想。
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前提是，首先思想在当下，进而才能研究过去的思想。就其本质，只有直接思考时代的思想问题，才能具备真正的思想能力。至于思想史研究一般只是提供一种学术训练。可见，时代的思想问题对思想史研究具有深刻的导向性。事实上，每当时代产生严重问题，就会创造思想契机。这思想契机恰是重新书写思想史的强大动力。
注释：
1.过度强调古典知识的合理性，很可能导致对思想史的平面化理解。比如，古人对古典知识在政治事务中的复杂运用是否真的那么虔诚和纯粹，不带丝毫企图和野心？不论援引灾异学说抨击朝政，还是根据天文历算警示皇帝，古代学者和官员难道毫无私心杂念，只是单纯地秉持职业精神和专业技能为朝廷工作？他们的所有研究、论断和预言，都是对古典知识的严格推演，和任何政治局势、政治势力、政治斗争毫无干系？如果这就是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那么，可以说，它已经把自己的思维降到了比古人更低的思想水平上。显然，这种做法和态度不恰当地拔高了古人运用古典知识为政治服务的高尚动机，从而使自己显得缺乏常识地弱智。
2.虽然中华专制主义在中华帝国达致典型，但政体超越性使它比帝国体制更具生命力。清季帝国衰落，帝制依旧强悍。这便有了此后的种种复辟帝制的冒险之举，以及形形色色改头换面的专制行径。由此构成中华专制主义长程走势的具体环节。
3.准确说，既不是用思想解决思想问题，也不是用思想解决历史问题，而是用思想解释历史上的思想问题，然后将其转化为解决时代思想问题的思想资源。
4.如果自己没有思想，何以弄清古人思想？如果自己有思想，何以确认那就是古人思想？在这里，自我思考之于古人思想，显然有一种悖论性质。但这无可避免。此乃思想史悖论使然。
（原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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