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转变呢？根本原因就是新眼光、新方法的出现，也就是“融化新知”的结果。汤用彤指出：“研究时代学术之不同，虽当注意其变迁之迹，而尤应识其所以变迁之理由。”他认为变迁的一般理由有二：“一则受之时风，二则谓其治学之眼光、之方法”，而以后者尤为重要。因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故学术新时代之托始，恒依赖新方法之发现”。［23］ 文化发展的重大转折，必然由于新眼光、新方法的形成。这些新眼光、新方法，有的由于本身文化发展或时风环境孕育而生，有的则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获得新眼光、新方法就是“融化新知”。在汤用彤看来，“融化新知”从来就是推动文化发展之关键。他进一步举魏晋玄学之取代东汉学术为例，指出玄学“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24］ 。为什么学术研究的重点会从“有言有名”、“可以说道”的“具体之迹象”突变而为“无名绝言而以意会”的“抽象本体”呢？汤用彤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言意之辨”这种新眼光、新方法得到普遍推广，“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置”。言和意的问题远在庄子的时代就已被提出，而何以到魏晋时代又被作为新眼光、新方法而被提出呢？汤用彤认为这就是由于当时时代环境对于“识鉴”，亦即品评人物的需求。品评人物不能依靠可见之外形，“形貌取人，必失于皮相”，因此，“圣人识鉴要在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而闻于无音”。［25］ 言不尽意，得意忘言。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就与庄子时代很不同，而以言和意之间的距离引发出“迹象”与“本体”的区分。正是这种有无限潜力的新眼光、新方法形成了整个魏晋玄学体系。汉代学术始终未能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等“有形之粗迹”，就因为“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总之，学术变迁之迹虽然可以诱因于时代环境之变化，但所谓“时风”往往不能直接促成学术本身的突变，而必须通过新眼光、新方法的形成。因此，以发现并获得新眼光、新方法为目的的“融化新知”就成为推动文化发展，亦即“昌明国粹”的契机和必要条件。
在“融化新知”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关于原有文化如何“融化”外来文化这种“新知”，汤用彤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反对当时盛行的“演化说”，即认为“人类思想和其他文化上的事件一样，自有其独立发展演进……完全和外来的文化思想无关”；他也不同意另一些人所主张的“播化说”，即“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思想都是自外边输入来的，以为外来思想可以完全改变本来文化的特性与方向”。汤用彤认为“演化说”和“播化说”都是片面的。他强调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必然是双方都发生改变。“不但本有文化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地文化发生影响，就必须找到与本地文化相合的地方，就必须为适应本地文化而有所改变。例如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经过了很大改变，成了中国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化相合的能得到继续发展，不合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法相宗是印度道地货色,虽然有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上，也不能流行很长久。”可见“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26］
汤用彤指出，外来思想的输入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其一，“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这里所讲的“调和”，并非折衷，而是一种“认同”，即两方文化思想的“某些相同或相合”。其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外来思想逐渐深入，社会已把这个外来分子看做一严重事件。只有经历这一因为看到不同而冲突、而排斥、而改造的过程，“外来文化才能在另一文化中发生深厚的根据，才能长久发生作用”。［27］ 其三，“因再发见真实的相合而调和”。在这一阶段内，“外来文化思想已被吸收,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了”。［28］ 外来文化已被同化，例如佛教已经失却其本来面目而成为中国佛教，而中国文化也因汲取了佛教文化而成为与过去不同的、新的中国文化。两种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这种双向选择和改变就是“融化新知”的必经过程。
关于“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探索和实践贯穿于汤用彤毕生的学术生涯，他的学术著作和所培养的学生遍及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他自己也终于成为我国近代极少数精通并能融会中国、西方、印度的哲学和宗教于一炉的杰出学者之一。
注释：
［1］吴宓：《如是我闻·跋》，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汤用彤》，《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及其诗话》，第210页。
［3］吴宓：《空轩诗话》，《吴宓诗及其诗话》，第211页。
［4］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国故新知论》，第34页。
［5］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国故新知论》，第141页。
［6］吴宓：《沃姆中国教育谈》，《学衡》1923年第23期。
［7］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国故新知论》，第35页。
［8］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国故新知论》，第138—140页。
［9］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国故新知论》，第288—289页。
［10］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同上书，第241页。
［11］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97页。
［12］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97页。
［13］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98页。
［14］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98页。
［15］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99页。
［16］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100页。
［17］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国故新知论》，第100页。
［18］汤用彤：《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页。
［19］汤用彤：《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4页。
［20］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33页。
［21］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33页。
［22］汤用彤：《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34页。
［23］汤用彤：《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14页。
［24］汤用彤：《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14页。
［25］汤用彤：《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215页。
［26］汤用彤：《文化思想的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190页。
［27］汤用彤：《文化思想的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190页。
［28］汤用彤：《文化思想的冲突与调和》，《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190页。
（选自乐黛云著. 跨文化之桥.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92-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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