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文所述表明,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品格, 又有自身的特点。与之相联系, 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 也涉及两个方面, 其一为认同, 其二是承认。
所谓认同, 就是肯定中国哲学中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 并注重从中国哲学的特殊表述方式以及中国哲学特有的概念、命题中, 揭示其蕴含的普遍哲学意义。以“命”这一中国哲学的概念而言, 其中既涉及必然性或必然的趋向:“制天命而用之”[7]中的“命”, 便有必然之意;又与偶然遭遇的相涉:“节遇之谓命”[8]中的“命”, 即内含偶然之维。与“命”的以上二重涵义相应, 中国哲学对“命”的讨论, 也关乎必然与偶然的关系。
在中国哲学中, “命”同时又与人的存在相涉。孟子曾指出:“莫非命也, 顺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梏桎死者, 非正命也。”[8]在此, 一方面, “命”展现为某种具有必然性的一般趋向, 站在将要倒塌的墙之下, 便有危险;违反法规, 便将受到惩处, 等等, 这是一般的存在趋向, 懂得以上趋向, 便不应故意站在危墙之下, 也不应有意触犯法规。所谓“尽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 也就是顺乎命所蕴含的普遍趋向;“梏桎死者, 非正命也”, 则是无视这一点, 从而“死于非命”。对中国哲学而言, “命”作为必然趋向, 为人自行选择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根据;“命”作为偶然的遭遇, 则非人能左右:人在何时何地将有何种遭遇, 这既无法事先预料, 也非人能完全控制。以命解释社会变迁和个人的境遇, 既关乎必然与偶然的相互作用, 也涉及人的力量及其限度, 后者同时关乎人的自由。可以看到, “命”这一概念固然呈现独特的中国哲学形态, 但其中又蕴含着必然、偶然以及人的自由等普遍的哲学内涵。
以上考察从一个方面表明,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 应关注其独特概念中蕴含的普遍内涵, 而非自我划界、自我悬离、自我隔绝, 以特殊拒绝普遍, 使中国哲学游离于哲学这一共同体之外。“认同”所肯定的, 便是以上方面。与“认同”相联系, 需要将前述“性道之学”所内含的哲学意蕴, 以现代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示出来, 使之成为在世界哲学的视域中可以理解、讨论、批评的对象, 并进一步参与世界哲学的建构。
相对于“认同”, “承认”更侧重于把握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个性特点。以智慧为指向, 哲学同时表现为对智慧的多样化、个性化追求, 中国的“性道之学”作为智慧之思的独特形态, 同样包含内在的个性品格。在考察“性道之学”时, 需要特别关注其中哲学问题的具体内涵、表达的特定形式、讨论时所运用的名言和概念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意味, 等等。所谓“承认”, 既意味着哲学可以取得多样的形态, 也意味着充分地注意以上的独特性。质言之, 它要求在肯定智慧探索的多样性的同时, 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
在中国哲学的研究过程中, “认同”和“承认”不可偏废。一方面, 需要把握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品格, 另一方面, 又应当揭示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特定表现形态。认同和承认的统一, 可以视为对待中国哲学的合理取向。
四
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 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构成中国哲学具体内容的不同学说和观念在成为哲学史的对象之前, 首先表现为哲学的理论或出现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原创思想, 这些理论和思想凝结、沉淀于哲学史中的多样文本, 逐渐获得历史的品格。从先秦, 到两汉、魏晋、隋唐、宋明, 直到现代, 每一时代所形成的中国哲学, 都首先是那个时代的哲学理论, 尔后才融入哲学的历史。与之相联系, 中国哲学呈现双重性:一方面, 作为历史中的系统, 它具有既成性:凝结于不同历史文本中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明等哲学系统, 都同时表现为已完成的哲学形态。另一方面, 中国哲学又具有生成性:中国哲学的历史衍化过程, 同时也是新的哲学形态不断生成的过程, 今天, 这一过程并没有终结, 中国哲学依然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
从研究的角度看, 这里涉及把握中国哲学的不同进路。与中国哲学的既成性品格相应, 对中国哲学的考察, 应以哲学史或历史为视域:从先秦到汉唐、宋明、近代, 中国哲学的整个演化的过程, 包括不同哲学家、哲学流派的传承变迁、思想沿革, 都需要作出历史的考察。另一方面, 中国哲学又具有生成性, 后者具体表现为哲学理论的持续建构, 中国哲学的这种理论性同时规定了对其理解需要有哲学理论的视域:正由于哲学史上的这些学说、体系本身是当时哲学家建构的哲学理论、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智慧之思, 因而对这些体系的理解, 离不开对哲学理论本身的深入把握。换言之, 哲学史的梳理, 不能撇开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 这两者之间不应截然地划界。如果缺乏哲学的把握方式, 那么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理论品格, 便很难得到真正揭示。从更广的视域看, 与后一进路相联系, 考察今天的中国哲学, 无法回避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的问题: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 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 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 既意味着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 从而不同于单纯的思想史, 也意味着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 从而不同于疏离传统的思辨构造。
五
近代以来, 西学的东渐以及与之相关的中西之辩, 逐渐成为考察中国哲学的基本历史背景。从思想演化的角度看, “中西”关系的背后, 实质上是“古今”关系。“中西”是一个地域性的观念, 执着于“中西之辨”, 便难以摆脱带有地域性的理论视野, 而当我们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观念时, 则容易徘徊于“以中释中”和“以西释中”之间。“以西释中”往往引向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框架裁套中国哲学, “以中释中”则意味着将中国哲学本身凝固化、绝对化并使之限定于这种被凝固化的形态之中。
从中国哲学本身具有生成性并不断面向未来这一角度看, 更值得关注的是“今”的问题。在观念的层面, “古今”关系中的“古”, 可以看作是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本身的历史延续, “今”则表现为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延续中形成的新的理论形态。这种历史背景和历史延续在当代的表现形态涉及中西哲学的交汇。在中西哲学的交汇中所形成的理论形态一方面关乎多方面的哲学智慧和哲学资源的运用, 另一方面在其形成之后, 又构成反观以往哲学的前提。这一意义上的“今”, 既是一个具有综合性的概念, 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而古今的互动则同时取得了“以今释古”的形式。此所谓“以今释古”, 也就是从今天所达到的哲学理论出发考察以往哲学。广而言之, 研究哲学应从今天达到的理论思维成果出发, 同样, 考察以往的哲学 (包括中国哲学的历史) , 也需要基于今天达到的理论思维成果。以中西哲学的交融为前提, 以上论域中“以今释古”的内在意义, 在于以融合中西为哲学视域理解历史中的哲学。
从中国哲学的演进看, 每一时代事实上都有每一时代的“今”:先秦有先秦之“今”, 两汉有两汉之“今”, 魏晋、隋唐、宋明也都有自身之“今”。在隐喻的意义上, 一定时代的“今”, 可以视为那个时代的理论资源以及运用这种资源进行创造性研究而形成的某种理论形态。佛教传入之后, 佛教的一些理论观念曾构成了此后各个时代之“今”生成的思想资源。相对于以往不同形态的“今”, 现时代之“今”的特点就在于同时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对现时代之“今”的这一特点, 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从容面对, 而无需执着于“中西之分”、“中西之辨”。事实上, 如何从“中西之辨”、“中西之分”这种带有地域性的视野进一步转向更广背景下的哲学思考, 关注于理论本身的古今延续和转换, 乃是今天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 中西哲学之间目前可能存在某种不对称或不平衡。就本然而言, 二者的相遇既是中国哲学面临的背景, 也是西方哲学需要面对的问题。而通过中西哲学的交汇在理论上形成当代之“今”, 则应当是中西哲学共同的历史使命。然而, 当中国哲学以不同方式关注西方哲学时, 西方的主流哲学却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置于视野之外, 其所理解之“今”, 也并没有在实质的意义上包含中国哲学的资源。在未来的哲学演进中, 当西方的主流哲学家真正意识到东方哲学包括中国哲学内含不可忽视的哲学智慧之时, 其理解的哲学之“今”, 也将相应地包含中国哲学的理论资源, 而中西哲学则由此可在更广的意义上成为哲学之思的共同资源。
从“古今之辨”的角度去理解中西哲学, 同时蕴含着“学无中西”的观念。“学无中西”由王国维在20世纪初明确提出, 这种观念在今天依然有其意义。就哲学之维而言, “学无中西”同时可以理解为“世界哲学”的视域。这里所谓“世界哲学”, 并不是某种单一的哲学形态, 而更多地指哲学的世界意义。从实质的层面说, 每一种真正的哲学, 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历史地看,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便包含世界意义, 孔子、庄子、老子的哲学也内含同样的意义, 今天在回溯这些哲学系统时, 揭示其中具有普遍的世界性意义的内容, 无疑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 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哲学传统尚彼此隔绝的时候, 这种世界性的意义往往难以真正彰显, 但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 哲学的世界意义便开始逐渐敞开。从今天的哲学衍化看, 通过创造性的思考而形成的哲学思想, 同样具有世界意义。这种世界意义同时又是通过多样的形态表现出来, 在这里, 哲学的世界意义和哲学的多样形态乃是并行而不悖。
揭示或展示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意义, 相应于前面提到的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以不同的形态展示这种世界意义, 则与哲学的多样性、特殊性、个体性一致, 就此而言, 世界性与多样性的如上统一, 从另一侧面体现了认同与承认的一致。与之相联系, 中国哲学的研究, 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 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如前所述, 中国哲学的延续、生成在当代并没有终结, 而中西会通、古今交融, 则赋予中国哲学的当代生成、延续以新的形态。中国哲学的这种生成、延续, 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 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注释
(1)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What is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Graham Burchell and Hugh Tomlins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
(2) R.Nozic, 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xi.
(3) 《易传·系辞上》。
(4) 《吕氏春秋·不二》。
(5) 《墨子·小取》。
(6) 《荀子·天论》。
(7) 《荀子·正名》。
(8) 《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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