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并非西蒙娜·波伏瓦“远渡”中国的全部。如果说，在主流文化脉络间，波伏瓦的名字更多是作为“让-保罗·萨特的终身伴侣”，作为一个创作颇丰的存在主义文学家，一个在当代中国充分浪漫化了的法国的女性知识分子，她的小说和剧作不时出现在纷纷复刊与创刊中的外国文学杂志和外国文学的最新译著中〔4〕，那么，她作为女性主义之于“新时期”中国的先声，则有着迥异的接受脉络。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是最早(再度)进入当代中国的欧美理论之一，《第二性》成了其中的第一声。尽管在笔者的推测中，我曾经读到的台湾译本(事实上也是唯一的中文节译本)至少曾在北京等大城市的女性知识分子间广泛流传，但一如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进入中国的大部分二十世纪欧美理论，对彼时中国再度萌动中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而言，《第二性》与其说是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而影响、助推了这一进程，不如说，它更多地是作为出现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对西蒙娜·波伏瓦及其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甚至仅仅是作为“女性/第二性”这一称谓、命名，而呼应着、指认着一种事实上迥异于欧美社会现实的女性社会性别生存的匿名体验。
彼时彼地，尽管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然肇始，但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城市、城镇居民的生存状况尚未遭到直接冲击和改变。换言之，彼时的中国城市女性，尚置身于社会主义体制所造就的女性于政治、经济、法律层面上的男女平等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于彼时的中国城市女性、事实上是知识女性群体说来，她们所面临的，不是公然的性别歧视或针对女性的社会放逐，而是绝对平等表象之下的微妙的双重标准，是双重角色：社会层面上的男性标准和个人家庭层面上的“贤妻良母”的匿名规定中的现实重负。于是，充满了“错位”与误读地，波伏瓦对“女性/第二性”的命名，对应着中国知识女性对这一历史生存现实的指认与批判。也是通过相近的途径和方式——笔者所谓的“断篇残简”和“道听途说”，引文式的对朱丽娅·克利斯特娃的著作《关于中国妇女》中所谓现代女性生存的“花木兰境况”的译介、以及弗吉尼娅·伍尔芙所谓的“自己的一间屋”与“第二性”这一称谓一起，成了当代中国妇女、准确地说,是城市女性挣脱新的、社会生存的无名无语状态的开端与第一踏板。
有趣的是，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及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说来，其性别意识的萌动与苏醒、女性主义思潮的涌动，并非以争取社会平等，而是揭示、显露性别差异为起点。在笔者的视域中，七八十年代之交，那一冲刷并深刻地颠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潜在地包含着性别秩序的重建、准确地说是男性群体的“复权”；于是，同样作为“思想解放”的一部而进入中国大陆的欧美女性主义理论，便在懵懂与不期然之间，既加入了那一“重写性别”的文化进程，以女性群体的名义试图揭示当时社会现实所遮蔽的“女性/第二性”的现实，又深刻而内在地成为对新的、建构中的性别本质主义表述的反抗。一如七八十年代之交，第一部颇具社会影响的、带有鲜明性别立场的女性剧作《风雨故人来》，以一句台词成为二十年来频频重述的“口号”：“女人不是月亮，不靠反射男人的光辉来照亮自己。”作为女性争取自身的群体命名，并同样挪用彼时精英知识界“反道德的道德主义”作为一种抗衡策略，波伏瓦与萨特之为“终身情侣”而非夫妻、波伏瓦以较之萨特更高的名次进入巴黎高师、以及波伏瓦曾经质疑何以波伏瓦只能被称作“萨特的伴侣”而非相反的事实，或曰趣闻，波伏瓦所谓：“女性”并非天生而成，而是后天造就的名言，便成为被八十年代部分女性知识分子津津乐道并不断引证以支持其驳论的依据。
在历史回瞻的视野中，不难看出，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与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显影，事实上呈现在一个社会现实语境的多重错位之中。彼时彼地置身于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更的序幕之中，人们尚且无法预料。换言之，女性主义作为新的、抗衡的思想资源的意义远未获得真实的显现。在彼时人们的社会想象中，未来，一个更为理想、和谐而完美的社会，却是以今日社会结构为基础的、“合理”的修订版。因此,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或女性主义，仅仅被指认为、事实上也的确充当着城市知识女性的一种文化资源与文化行为，一种话语形态与表述。此间一个突出的错位，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者借助“女性/第二性”的说法，与其说是用以凸现性别本质主义表述的荒谬，不如说首先并用来标识性别差异的存在，藉此突围于“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女性生存的无名状态。尽管显然出自偶然：台湾版的《第二性》，只节译了原作的第二卷关于女性与文学的部分，但却必然地呼应并进一步构造着当代中国女性主义的最初取向：那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而非政治的立场、话语与诉求；一如人们引证弗吉尼娅·伍尔芙的时候，仅仅凸现其“自己的一间屋”或“成为自己”，而略去或无从感知伍尔芙所谓“自己的支票簿”的意义。因为身处政治、法律、经济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的社会体制之中，(城市)妇女经济独立、男女同工同酬被多数女性视为某种天经地义的事实，其历史脉络及这一事实与世界其它地方女性生存现实的落差，几乎未曾进入彼时知识女性的思考与观察的视野之中。
同时，西蒙娜·波伏瓦与《第二性》(第二卷)，成为女性主义之于当代中国的第一声，同时对应并呼应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直至整个八十年代，女作家群落及其创作在中国的勃兴。从某种意义上说，蔚为壮观的女作家、女艺术家群体的浮现，是社会主义历史与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直接结果，同时是对这一尚未获得指认的“遗产”的一次不自知间的豪放挥霍。此间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是，于七八十年代之交登临中国文化舞台的女作家、女艺术家群体，尽管无疑表现了渐次清晰的性别立场，并且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呈现不同社会建构中的当代中国女性的第二性式生存于隐秘；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几乎其中所有的皎皎者，都曾明确拒绝女性主义者或女性主义文学/艺术家的标签或称谓。于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浮现到勃兴，尽管紧密的联系着女作家、女艺术家群落的涌现，却更多地呈现为另一个与之彼此交错、间或平行的文化脉络。与女作家群及其创作渐趋繁荣的事实相平行，七八十年代之交到八十年代中期，关于女性主义，基本上仍是中国的“外语界”(以英语或英美文学研究为中心)对欧美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为主部，继而，八十年代中后期，女性主义开始成为本土女性学、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者的一种重要的话语方式和批评实践路径。
如上所述，正是由于“外语/英语界”中介和转述者角色，由于其传播的“断篇残简”、“道听途说”的方式，上世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大部，作为绝对真理、至少是“先进知识”而进入中国的欧美理论，大都夹杂着大量必要或致命的误读与变形，并经常迅速地为众多无法直接阅读欧洲理论、文学原著的本土知识分子所传播、重述并运用于中国社会、文化、文学批评。类似过程不时成就着某一欧美理论的、间或与原脉络相距甚远的“中国版”，而对原作(中文中一个有趣的对应词汇:全译本)的翻译，常常姗姗来迟。及至某一欧美理论的“原貌”于是出现在中国文化视野之中的时候，这一理论大都已丧失了它的新鲜和热度。西蒙娜·波伏瓦的“中国之旅”亦如此。七八十年代之交，西蒙娜·波伏瓦的名字和“第二性”的字样已经频频开始出现在中国女性学者、尤其是女性的文学研究者的文中笔下；但直到1988年,《第二性》方才出版了三种不同名目的节译本，而且大都是原作的第二卷、或更为简单的节译本。而距此十年之后，一个完整的译本才终于在中国面世。同样,尽管八十年代人们因不同的诉求和目的，对波伏瓦(萨特)的生平津津乐道，但直到1992年波伏瓦回忆录的全译本方才从英文版译出，但这精装版的四卷六册的《西蒙·波娃回忆录》，只发行了二千套，在人口基数如此之大的中国，这大约只相当于某种收藏版。同样是在1992年，出版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研究》。作为八十年代特有的、一种集作家生平资料、作品选译和欧美相关研究于一身的“厚书”，较之于1980年出版的同一类型《萨特研究》，它的确是来得太迟了。甚至在这部译文集的序言中，选编者仍写着：“无论从肯定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个人作用，还是从了解让-保罗·萨特的目的出发，波伏瓦的一生著作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5〕
对于西蒙娜·波伏瓦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旅行而言，中国1988年成为一个重要的年头。这一年,不仅为人们耳熟能详、却难于谋面的《第二性》终于出现了三个节译本，而且另外两本早期女性主义的英语著作弗里丹的《女性的困惑》、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的译本也同时问世。耐人寻味的是，此前一年——1987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微妙的阶段。“思想解放”所引发的似乎无休止的“突破禁区”的进军，终于测绘出新秩序的疆界；众声喧哗的“文化热”开始降温;；于八十年代前期始终隐形状态的经济体制改革，此时迸发为冲击着中国社会、首现于文化市场的商业化大潮；而吁请、酝酿中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此时尚且是奔突中寻找出口的潜流。于风起云涌、剧目常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我们间或可以将1988年称之为一个延宕的时段，一个“幕间休息”的年头。而欧美女性主义理论和本土女性学、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这个年头浮出水面，向我们揭示出女性主义甚或作为一种欧美“新理论”，于八十年代所处的边缘和暧昧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于八十年代中国，并未遭遇正面狙击和官方禁止。这首先由于，倡导并实践妇女解放，原本是新中国重要而基本的社会政策之一，于是，女性主义似乎并无太多的异己色彩。而八十年代，中国对欧美早期女性主义著作的译介，尚未显现出女性主义的激进政治色彩。其次，尽管八十年代潜在地成为男权中心的性别秩序的重建过程，但对于呼唤“解放”、倡导“进步”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说来，某种“道德感”与廉耻心尚阻止着他们对女性主义表达公然的敌意和拒绝。第三，女性主义作为二十世纪欧美理论的一部，其“天然”的权威性与真理性，也在八十年代中国“西方主义”的文化景观中，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某种保护色。因此，波伏瓦与女性主义在1988年浮出水面，毫无疑问，是近十年来对欧美女性主义理论、实践(尤其是文学实践)大量译介、讨论和尝试运用的结果，同时显影出它在整个八十年代所身处的边角、点缀或补白性质；而从另一角度上看，女性主义于1988年浮出水面，无疑是对当代中国渐次可见的男权文化“复权”的实践的一种正面反馈与回击。1989年，除却第一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英文论文集翻译出版〔6〕外，作为波伏瓦之《第二性》与女性主义之中国本土化、同时也是机构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标识，是《上海文论》首先开辟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专栏，用于刊载基本由青年女学者撰写的、主要是讨论当代女作家作品的文学评论文章或专题论文。同年，中国女性学的拓荒者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问世，第一批十本，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女性文学的研究或基于女性立场的文学研究。至此,除了欧美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化实践的译介者们，中国开始出现了女性主义研究、尤其是女作家研究的专业学者，大学中文系开始开设女性主义或女性文学的课程，越来越多的关于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硕士、博士论文问世。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西蒙娜·波伏瓦为旗帜和标识，女性主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曲折、片段、甚至是破碎的传播过程，揭开了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实践的第一幕，并为将在九十年代出现的女性研究机构和部分NGO组织集聚了力量。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为契机，女性主义开始在中国社会的不同层面广泛传播，同时如同激变中的中国社会一样，开始呈现出极为繁复丰富的格局。西蒙娜·波伏瓦，无疑已在一次漫长而曲折的理论旅行中，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一个不同的历史与现实，则要求着一个新的女性主义的社会实践，一个更为广阔而积极的社会实践。（文/戴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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