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我提出一个问题，因他两年前向我们预告要写文革期间坐牢10年的回忆录，我十分期待：以为此叙述是对他哲学的最好检验。但这次他竟不写了，已着手写另一本书：“四批判”。他很尴尬。说已写了那题材的几首古体诗，后又说《墙》等书中实际上已写了。幸好写了，我附和同意。
他的确已无法用他的国家主义叙述“个人”的苦难。这可是他一生中最鲜活有价值的一段经验。如此可见他的罩门。他的思想、他那一派人思想的罩门。（甲午三月初一）
张志扬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前辈，在这则札记中，我说他是“国家主义”，其实不准确，参照他后期的著作，大致可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对此我不作浅谈。他是我的思想资源之一，正如自由主义是我的思想资源之一。关于自由主义，从这两个例子中可见它的脆弱性。且不谈索尔仁尼琴这位广受尊敬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米沃什、布罗斯基、希尼等都不属于民族主义，但他们无一例外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意识，布罗斯基到美国后宣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俄罗斯文化。天主教、东正教在历史上也都支持过王权，为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唯独认为儒教才是奴才性格，谈自由，必批儒？对本民族主体文化的态度，是衡量自由主义是否成熟的标志。
儒家把出仕做官看作是士的家业，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滕文公下》）“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但也不是无原则地求位，“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把仁义放在第一位，拒绝为国家谋利，而谋仁义。又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万章下》）国家应以礼对待知识分子。这就是真正儒者的风骨。关于修身，然后获大任，孟子有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的一段。在忧患中乾乾不息，是天降大任的前提。不可把忧患仅仅视为个人的遭际，也应该理解为与民族国家共患难。我就是从这段话中去理解张志扬对待他在文革期间坐牢的态度。
士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是在言说或出仕的诉求上，儒家从不把士看作欲望的个体、权利的个体，“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士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众之事备矣。”（《尽心上》）士必须作为载道的个体，居仁由义，然后才可当“大众之事”。现代知识分子的言说是个体自由的表达，无关于修身。反过来问：如何让新人文的言说成为关乎大众之事的言说？是不是也应该居仁由义，百折不挠，乃至苦其心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孔子主张若不得行其中道，就退而求其次：狂狷。独立知识分子行的就是狂狷之道：进取，有所不为。而不是乡愿。乡愿、作秀是媒体知识分子的道路。狂狷之士在缺少公共空间支持的情况下，独立从事文学、艺术、思想的创造。
将中国知识分子追溯到革命的背景和士的深度，就可以理解其性格的复杂性。新人文主张创作者应作为精神上独立的知识分子，至少是精神的独立，如果没有精神独立，就谈不上自由的创造。无论“大话语”多么有理，也应该保持距离，否则会像金岳霖一样，付出学术生命的代价。在我看来，连张志扬那样的用民族国家叙述淹没个体生命叙述的选择，也是不可取的。但也不等于对一切说“不”。对于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当代儒家的某些努力，比如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儒化，何不赞赏随喜？由于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当代知识分子得行其道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个情况在明代中期实际上就已经发生。承平日久，科举的人太多，官位远远不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也给了士子另外的选择，很多人就不参加科考，住在家里从事诗文艺术创作，种花、种竹、饮茶、玩古、好宾客，沈周一辈子就过着这种“吴趣”的生活。唐寅：“闲来写笔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卖点字画，或不卖字画，视各人经济情况而定。沈周就不需要，唐寅需要，因此他这样自高。江南的读书人是很有风骨的。吴门画派鄙视官方的院体画，复兴了文人画，这里面的动机不仅是个风格传承的问题。或者说，独立性本身也可以是风格的源泉。风骨－风格，书写能立即让一种在世的风姿视觉化。
对主流价值中的一切说“不”，这已成为西方左派的一种政治正确。新人文的独立性，并不等于“不”。我们反而认为我们就是主流。由于站在创造的维度上，当然也只是潜在的主流，或本来应该是主流。萨义德主张：要批评，批评，批评！知识分子似乎只能在现状中，做个格格不入的人。他作为巴勒斯坦移民的身份，使他有这样的意识。但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历史传统中，我们理应作为担当者……只作个批评者，志向太小。在当代艺术中，美国艺术在抽象表现主义之后，有价值的影响有限，像安迪.沃霍尔、辛迪.谢尔曼、杰夫.昆斯等，其实只是助长了当代的浮躁。值得深思的是德国艺术。约瑟夫.波伊斯对德国身份的思考；安塞姆.基弗的废墟意象、纪念碑和挽歌感觉，他将材料表现深入到基督教和北欧神话；约格尔.伊门多夫作为左派，从对艺术语言有效性的质疑入手，进入德国历史的想象。以及法国当代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他用登记照片和日用物品比如衣服等做的装置，让人联想到奥斯维辛的恐怖……这里还只略举艺术中的范例。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理路、风格和气韵，与饱经沧桑的欧洲，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有可比之处，与作为战胜国和自由主义强权的美国，很难有共鸣。但是当代恰恰是受英语文化的影响最深。
新人文力图透过现实，探索和表现中国当代史的深层肌理。对知识分子谱系及士的精神的思考，是当代价值重建的需要，也是创作的需要。
丁酉腊月初三，藏龙岛
参考文献：
张维：《为什么提“新人文画”——就“新人文画”纲领答雅昌及苏州日报记者问》，发表于《中华英才》2017年第13期
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修订版），复旦大学，2017
（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陆建德校，三联，2016
（法）于丽娅.克里斯特娃：《反抗的未来》，黄晞耘译，广西师大，2007
刘复生：《“文明中国”论的图谱》，见柯小刚公众号“寓诸无竟”及“文艺批评”
张志扬关于“诸神之争”，《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等著作
《辞海》中“士”的辞条：⑴男子能任事之称；⑵古指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子，兼指未婚与已婚而言；⑶古为四民之一，”学习道艺者”，“学以居位曰士”；⑷商、西周、春秋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春秋末年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⑸古时掌刑狱之官；⑹军士；⑺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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