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阿伦特看来，思考变成了一种工具，人们用来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行动。这不是漫无目的的思考，也不是不由自主地思考，而是正好相反。在阿伦特看来，思考已经变成强大有力的参与工具。
但是，阿伦特的政治思考并不仅限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政治---代表选民针对某些决策进行政府协商的成员。在她看来，政治是公共的大众交流、互动和对话领域，那是人们集中在一起判断和行动的公共领域。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能力就是让人能在真实世界里做出判断和行动的能力。
阿伦特宣称，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一直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哲学和政治渐渐地分开了，直到哲学最终变成了纯粹思辨，完全与世俗事务隔离开。但是，在她看来，这是哲学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个人倾向于变成冷漠的、不负责任的、意识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关键角色的人。毫不客气地说，通常的哲学思维几乎就像不思考。阿伦特希望将思想从思想者手中解放出来，可以说就是将思想交给个人，使其发展自己积极思考的潜能。
停止思考的人
阿伦特警告说，没有积极思考能力的人将误入歧途。她的引起最大争议的例子是纳粹官僚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她在《纽约客》上的连载文章中报道了他在1961年在耶路撒冷遭受的战争罪审判。
牢房中的阿道夫·艾希曼看起来与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到此时之前，阿伦特一直在探讨作为普遍现象的极权主义的罪恶。因为在组织大屠杀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艾希曼的例子，阿伦特找到了直面罪恶的机会，并寻找构成极权主义形式出现前提条件的更深层次力量。虽然乡其他人一样，她原本以为会看到一个丧失人性的恶魔，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此人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她得出结论说，促成艾希曼罪恶的是思想缺乏和公共空间缺失。他的罪恶似乎没有人们能够钻研和探索的任何深度。更加深入地观察艾希曼，阿伦特最终认识到她最初的观念“根本恶”（radical evil）－－人类天生的魔鬼般罪恶应该被修改。纳粹的行动并不能将其描述为导致数百万人惨遭杀害的恶魔或魔鬼而被轻易地解释清楚。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构成了“平庸恶”，或许同样令人害怕和同样“挑战词汇和行动”，正是这些让罪恶成为可能。这是阿伦特的总结，人在被剥夺了思考行为之后就可能做坏事的人性潜能的本质。
阿伦特说，在遭遇根本恶时，人们当然忍不住“陷入人类物种罪恶本性的流行命题”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能自己决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好事还是做坏事。”（Hitler and the Germans, Eric Voegelin, p.39, 1999）但是，她发现艾希曼这样的人简单地放弃了思考和判断能力，变成了没有任何真正动机的人。艾希曼曾经因为一种归属感的需要投入到不加思考的灭绝人性的屠杀活动中，他根本就没有怎么思考这个运动，也不相信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审判中，艾希曼透露说，他没有思考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愿望。他已经放弃了责任，甚至这种放弃他也根本不在乎。（但是，他能够机械地背诵道德法则——这只能显示，如果不加思考，道德法则就没有多大用途。）在被询问他不得不服从别人的意志是否实际上感到遗憾和后悔时，他说他不是真正的人。为此，阿伦特觉得艾希曼的行动既是没法惩罚的，也是没法被原谅的。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被能原谅的。而且，注意到艾希曼的官僚心态，她判断此人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因此，至少在此意义上，他不是真正“有罪的”。要被认定为有罪，艾希曼必须意识到自己罪行的本质；但是，他更深刻的罪恶是已经停止了思考。
虽然许多人在阅读阿伦特有关审判的文章时，觉得她有些“没有灵魂般地冷酷无情”，但她觉得她的阻碍人们做出良好判断的情感参与最终被治愈了。在她看来，这是新政治道德开始的表现，这种道德的基础是让人做出良好判断的思考能力。因为只有思考能够让人反对作恶，人们有道德义务更深入地参与思考以便作出正确判断。但是，甚至好人也害怕做出判断，常常觉得做出判断会让他们看起来傲慢自大和过于自信。对此，阿伦特的尖刻回应是：“如果你对自己说出这样的话：我有什么资格判断，那你已经无可救药了。” (Amor Mundi: Explorations in the Faith and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 James W. Bernauer, p.6, 2012)
我们是在思考还是在做白日梦？
当今，很多人在抱怨说，他们的思考过于积极了。他们的意思是，他们觉得自己的大脑与自己闲聊太多。头脑中有太多的担忧和焦虑，有太多的挫折和斗争。接着他们通过不同的方法如打坐或者放松试图让狂暴的过多的思考安静下来。事实上，尤其是当人生挑战强大到得难以承受时，思想宁静听起来是非常好的状态。但是，阿伦特的反思告诉我们，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思考常常不够积极——人们往往关闭正确思考和判断的活动。按照阿伦特自己的思考，非常清楚的是，在大部分时间，我们并没有在进行积极的思考，而是在做白日梦。白日梦有时候可能很强烈，但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形成思想，促成我们清醒地参与世界活动。思考是一种集中思想能力的活动，为的是自己理解或实现某个目标。在人们的生活中，这是相对罕见的现象。
有趣的是，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种对人类思考的批评。正如有关认知偏见的研究告诉我们的那样，人类大脑并不真的喜欢思考。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大脑处于节能状态。当情况变得轻松时，大脑往往转向一种“自动驾驶”模式，一种无积极思考的反应性状态。只有在没有选择时，我们才进入开始思考的紧张状态，如当我们在办公室遭遇新的困难任务，或在其他地方面临严峻的挑战。大脑的自然努力用在维持无需做出努力的状态。而且，对大脑来说，“懒惰”的特权意味着更多内容：它意味着没有威胁，一切进展良好。难怪认知上的轻松自如往往与情绪良好和感情自然有关，在危机时刻，人的思考也往往更加深入。
当我们意识到认知上的轻松自如也与真理性有关，我们对是非的判断常常受到大脑的隐蔽愿望的指导，即无需思考太多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按照这个研究，我们很多人的判断是在大脑的反应性思考懒惰系统下做出的，根本就没有动用深入思考和仔细观察的大脑潜能。因此，大脑的默许位置是：容易答案就是真实答案，快速判断就是正确判断。
如果我们拿艾希曼之流作为人类可能性的例子，情况就变得更加令人担忧。虽然艾希曼的罪恶比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犯下的不做判断的情况更加可怕，但他仍然作为一面镜子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更喜欢令思考处于休眠状态者的例子；事实上是一个因为不思考和不做判断而让自己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在该案例中，结果当然具有毁灭性。虽然没有用这样极端的言论讨论，我们也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我们尤其是在政治上更喜欢不思考的情况，不是吗？
阿伦特的天才不在于她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哲学家的动机，而在于她向我们展示不思考的倾向可能削弱我们的人性，破坏我们充分参与世界的能力。在此背景下，认为只要一切进展良好，思考只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或不必要的活动，这种想法非常危险。虽然当今人人都喜欢认为自己很独特，但阿伦特告诉我们，只有通过理性思考---即超越大脑的最小化反应性倾向，我们才能真正说思想的真正独立。在阿伦特看来，个人是启动思想过程和热情探索的人，而不仅仅是大脑运行正常的人，为了做出仓促的肤浅的判断，在需要时会做出回应。
作者简介：
沙伊·图巴利（Shai Tubali），出版20多本英文的德文的和希伯来文的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他的文章融合了东方和西方思想，提供了人类思想改造的轨迹。
译自：Hannah Arendt and the Human Duty to Think by Shai Tub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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