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说争鸣作品选的编排方式参与了批评空间的开创，是指争鸣作品选创造了一种特定的空间，在这一空间内，文学批评实践被简化为创作和批评两极；而事实上，政治上的干扰与介入，大批判的残余，文学上的条条框框的束缚，等等，都是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实际情况。争鸣作品选编选上的这种简化处理，正在于建构一个相对自足且有机的完善批评空间。对于这一空间而言，推动其自我更新的驱动力，不是来自于外部，如政治或经济，而是所谓的内因（内部矛盾）。这一内因体现在创作和批评两极间的复杂关系上。正如《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的《出版说明》所说：“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创作发展的一股推动力”（《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出版说明》），批评空间的建立，及其展开，有待于批评的展开和不同意见的争鸣。这既是指批评对于创作的推动力，也是指批评的展开方式，即所谓“正常展开的文学批评”[19]。批评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状况下，才可能达成共识，从而有效推动创作向前发展。
刘再复在谈到文艺批评时对文艺批评的非审美化倾向忧心忡忡，进而提出所谓“文学批评本性的复归”和“审美的判断”[20]，这些当然都没错，甚至可以说很纯粹，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而就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实践而言，情况其实恰恰相反。可以说，正是这不纯粹，是80年代文学争鸣得以产生并十分繁荣的前提。因为，如果文学批评真正回到“本性”和“审美”，文学批评就会成为专业批评界的产物，而与广大读者无关，其因应或回应时代社会的程度也会大大减弱，其结果80年代文学也就不成其为80年代文学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和争鸣的繁荣，某种程度上正在于其不纯粹而引起的广大读者的共鸣。就争鸣作品选中收录争鸣文章的作者而言，其成分就相当驳杂，很多并非专业批评家，其中有大学生、有作家、有普通读者，等等。正因此，20世纪80年代文学争鸣现象所展开的话题很多都与文学本身无关，而与文学反映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
北京文联编选的《争鸣作品选编》的《前言》中把争鸣作品分为四类：“我们根据争鸣内容，粗略分为反映我们社会的‘阴暗面’，反映十年内乱的‘伤痕’，反映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和艺术探讨及其它等四个方面的作品”[21]。随着文学争鸣的展开，这种分类的不足无疑已日益显示出来，但这种分类却表明20世纪80年代文艺争鸣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侧重点所在，那就是所反映内容的社会倾向性上。文艺作品的反映论仍是当时的广大读者包括批评家阅读作品时的重要方向，争鸣的议题也大多停留在文学作品的反映层面。如果说“反映我们社会的‘阴暗面’，反映十年内乱的‘伤痕’，反映恋爱、婚姻、伦理道德”圈定了争鸣的话题的范围的话，那么这一争鸣如何展开以及从哪个角度展开就成为文学争鸣的重点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的出版其意义正在于建构了争鸣得以展开的角度和方向。这一争鸣的角度包括：人物形象塑造的现实基础和道德判断（如周惟波的《章永璘是个伪君子》、严文井的《我是不是个上了年纪的丙崽》、何新：《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论<无主题变奏>随想录》、陈俊涛：《论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厚嘉：《他起码不是一个坚强的斗士》，姚定一：《怎样理解戈一兰的形象》，等等），作品反映的社会内容与文学真实问题（如沈成：《是生活事实，还是本质真实——从中篇小说<家属房>谈起》、蔡葵的：一部激烈抨击地方主义的好作品）、华玉章：《一篇有害的小说》、魏威：《如何反映当代青年的性格——评中篇新作<你别无选择>》、卞振：《失真，是致命伤——也谈<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杨洪：《变形的画面 失真的形象——评小说<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燕翰：《不要离开社会主义的坚实大地——评中篇小说<飞天>》，袁永庆：《可信的，也是典型的》，等），文学的功能价值与作品的思想深度问题（如郭志刚：《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读<立体交叉桥>等中篇小说》、陈兮：《<女俘>想说明什么》、高尔泰：《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高光：《华夏之魂》、谷泥：《讴歌的是什么“新道德”》，等等。）
这就给人以这种印象，似乎这些既是读者包括批评家阅读作品的角度，也是争鸣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可见，就争鸣作品选的编纂而言，争鸣作品本身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争鸣作品提供了或创造了可供争鸣的话题、角度和范围。也就是说作品可以是甲乙丙丁，但讨论的话题和角度却是相对固定而稳定的。而也恰恰是这相对固定和稳定，成为80年代批评空间得以创建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但这同样也是一种遮蔽。其虽建构了自由批评的空间，但也同样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选择。可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1985至1989年的选本为例。该丛书中，虽然收录了《你别无选择》、《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爸爸爸》、《小鲍庄》等现代主义小说，但却多从内容的倾向性上编选评论文章。相比之下，其对彼时方兴未艾的先锋小说，以及残雪的小说则几没有涉及。即使偶有涉及如洪峰的《瀚海》和余华的《鲜血梅花》，也只是从内容的角度进行编排评论文章。如《五色土》中在《瀚海》之后的两篇评论文章《强烈深沉的历史感——评中篇小说<瀚海>》和《历史感：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谈<瀚海>的艺术得失》。而《棉花垛》中收入了余华的《鲜血梅花》，但在紧随其后，却只收入一篇评论文章《余华，速请刹车——<鲜血梅花>读后》。显然，从这一编排可以明显看出编者的倾向性：即倾向于作品内容上的争论，而很少涉及小说形式方面的问题。而事实上，这些小说其形式上的实验和探索更值得关注。先锋小说的出现在当时并非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如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洪峰的《极地之侧》、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拉萨河女神》，等等就引起争论，但“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却选择《瀚海》和《鲜血梅花》这两篇小说，看来多少与其可读性有关。先锋小说的稀少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套争鸣作品丛书的倾向性。这一倾向性在另外几套争鸣作品选如《新十年作品选》和《新时期争鸣作品选》中有更加明显的呈现，先锋小说在这两套争鸣作品选中根本就没有被纳入其中。可见，形式方面，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争鸣作品选所关心的话题，对于形式方面的关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的事情。这可以从1990年代出版的两本理论批评选——张国义编：《生存游戏的水圈——理论批评选》和李洁非、杨劼选编《寻找的时代——新潮批评选粹》——得以看出。
04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所谓批评空间的开创，更多时候是一种效果，而与事实不尽一致。这一主观建构性表现在，第一，对争鸣现象的有意夸大上。通过对比几种争鸣作品选可以看出，其中很多作品被重复选入。《新时期争鸣作品选》4册所选小说大都被收入《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之中。比较1985年选（《1985年争鸣小说集》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可以发现，其中共同收入的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你别无选择》、《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和《无主题变奏曲》。可见， 20世纪80年代虽然有名目繁多的争鸣作品选出版，但其中收入的争鸣作品其实有限。从这个角度看，“百家争鸣”的现象，某种程度上是各种版本的争鸣作品选共同制造出来的叙事效果。
第二，所谓作品引起的争鸣或热议现象，很多时候并不是指一篇小说的不同读法，而是指小说引发的讨论者们话题或问题的共同性。如果小说不能引起话题的共同性，这样的不同文章的并置并不能说就是争鸣。争鸣是指就某一话题或问题的共同点展开争论，而不是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同读法，任何年代都会产生，但就某一个话题产生热烈的争鸣却是80年代独有的现象。换言之，争鸣的产生缘起于话题的公共性。陈子伶和石峰在《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前言》中说：“一部作品有争议，说明它受到社会的多种视角的注意。”[22] 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如果“多种视角”不能形成有效的共同话题，这样的不同意见也并不能产生争鸣。争鸣不是各说各话，而是围绕共同关心的某个话题展开。以此返观《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和《1985年争鸣小说集》，便会发现，其中很多作品收入其中，只是表明小说的不同读法或观点，与严格意义上的争鸣并非一回事。而这，也意味着所谓20世纪80年代的争鸣高峰期，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刻意营造的效果：通过把不属于争鸣范畴的文学接受说成是争鸣，带有有意夸大的意味在内。这样来看就会发现，《文学风雨四十年》在处理20世纪80年代的争鸣现象是就显得客观得多了。它把1980年代的文学争鸣置于整个当代中国的四十年——即1949—1989年——的视域中考察，既让人注意到其间的连续性，也注意到80年代的独特性。而这，都是与问题有关的：“40年来的文学作品论争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文学创作中的‘人’的问题；文学对历史和现实的把握问题”[23]。
第三，有些小说如《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小鲍庄》和《爸爸爸》等，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话题或问题的公共性，而与小说思潮的出现和形式上的探索密不可分。把这些作品收入到争鸣作品选，只选择那些就某一共同话题展开讨论的文章，而略去其他，这一编选方式就可能是一种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化为争鸣展开的方式的做法，而与事实不符。至于那些先锋小说引起争议却不被收入，更是表明了争鸣作品选的主观建构倾向。
而这，也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即如何处理文艺争鸣与文学思潮间的关系。虽然说思潮流派小说收入争鸣作品选也能有效参与批评空间的建构，但因其指涉的不同方向，两者间并不能等同。与文学思潮相关的批评实践指向的是命名和归纳，文艺争鸣指向的则是话题的共同性和共识的预设。文学思潮选本强调的是批评者和编选者的主体性，文艺争鸣选本表明的则是批评者论点的分歧。可以以《你别无选择》为例，其被吴亮等人视为“荒诞派小说”（《荒诞派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而在陈雷那里又是作为“垮掉的一代”小说的代表（《世纪病：“垮掉的一代”小说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一命名的不同背后，显示出来的就不仅是论点的分歧，而更多涉及观念上的差异了。
虽然，有关1980年代文学批评空间的开创带有主观建构的成分，但这并不表明彼时的争鸣现象就不具备独特性。因为显然，虽有话题的共同性，但如果各方意见一致或形成定论，也不能产生争鸣。争鸣的产生必须在话题的共同性和没有定论之间展开。这就意味着，争鸣现象的大量出现往往是在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社会转型造成了不同思想观念的冲突和纷争，是争鸣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20世纪50—70年代，很少有争鸣现象产生，因为当时很多都以权威的、定论的形式彰显其结论，同样，90年代以来也很少有争鸣现象，或者说争鸣只限于更小的圈子，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或预示着争鸣现象的终结，在这之后，更多是各说各话，已经很少有话题的共同性了。以此观之，1980年代的文学争鸣在当代中国自具有其独特的阶段性和规定性特征。
对于1980年代而言，争鸣现象的大量出现，与思想解放的推动作用密不可分。“思想解放，正在改变对于文学作品争鸣的固有误解。对具体作品的社会批评，要成为正常的文学现象，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空气，便需要活跃平等的同志式的争鸣，消除某种不正确的争鸣观。”[24] 事实上，对于当时的知识界而言，争鸣的产生还在于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之间的耦合。“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当代‘思想启蒙’是一种与国家目标相对立的思潮，中国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政治力量，那就无法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中国‘新启蒙知识分子’与国家目标的分歧是在两者的紧密联系中逐渐展现出来的。”[25] 争鸣作品选的编纂源于一个预设，即有这样一个空间，可以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达到共识，就像编选者所言：“争鸣的目的，在于辨明和服从真理”[26]。可以说，争鸣的产生源于一种对真理产生的共识。就80年代的社会语境而言，争鸣现象的大量产生，既表征了思想启蒙与思想解放的耦合，也表明了他们之间的潜在矛盾。今天看来，两者间的张力，是争鸣作品得以大量涌现的动力。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共识”是争鸣得以产生的前提和推动力，也是其结果。认识不到这点，便会把1980年代的文学争鸣同50—70年代的思想斗争和1990年代的制造话题混同起来，而看不到1980年代的独特性来。
注 释
[1]参见徐勇：《“改革”意识形态的起源及其困境——对<乔厂长上任记>争论的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6期。
[2]参见张颐武：《“新文学”的终结》，载张颐武《新新中国的形象》，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5页。
[3]“残余文化”、“新兴文化”的提法取自威廉斯，参见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36页。
[4]冯牧：《关于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载冯牧《文学十年风雨路》，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5][美]海登·怀特：《元历史》，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6][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7][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8]参见叶红：《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9]署名“编者”：《<伤痕>及其他·后记》，北京出版社1978年，第311页。
[10]参见徐庆全：《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425页。
[11]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争鸣作品选编·前言》，载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资料，1981年12月，前言第1页。
[12]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争鸣作品选编·前言》，载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资料，1981年12月，前言第2页。
[13]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561页。
[14]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新时期争鸣作品选·前言》，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页。
[15]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时代文艺出版社：《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出版说明》，载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选编《公开的情书》，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出版说明页。
[16]陈子伶、石峰：《1985争鸣小说集·前言》，载陈子伶、石峰编《1985争鸣小说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页。
[17]陈美兰：《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前言》，载於可训、吴济时、陈美兰主编《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8]刘再复：《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载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19]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前言》，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编《新时期争鸣作品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页。
[20]参见刘再复：《文艺批评的危机与生机》，载刘再复《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57页。
[21]北京市文联研究部：《争鸣作品选编·前言》，载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争鸣作品选编》，内部资料，1981年12月，前言第1页。
[22]陈子伶、石峰：《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前言》，载陈子伶、石峰编《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2页。
[23]陈美兰：《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前言》，载於可训、吴济时、陈美兰主编《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24]陈子伶、石峰：《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前言》，载陈子伶、石峰编《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1页。
[25]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0页。
[26]陈子伶、石峰：《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前言》，载陈子伶、石峰编《1983—1984短篇小说争鸣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前言第2页。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也收入《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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