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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说，当我陈述莫言获奖之后的境况并试图做出一些简单分析时，我意识到其中的困境之一是仍然在缠绕作家的文学与政治、体制的关系。我注意到，越来越的人更在意莫言在文学之外的发言，而在文学之外发言，恰恰不是莫言的长处。回溯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历程，莫言是一位很少在作品之外对现实问题发言的作家，在这个层面上，莫言和他的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中的一些人相比，并无特别心潮澎湃的“政治热情”和“干预意识”。但成为“文化符号”的莫言在获奖之后，有时又不得不“发言”。此时，人们对莫言的要求，已经不是对一个普通作家的要求。这样的要求自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如以此论定莫言又失之偏颇。我曾经在一篇短文中谈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不少人对莫言都有一种非文学的期待，种种期待的背后也潜藏着种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当莫言的一些回答和这些期待有落差时，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也就凸显出来。莫言几十年的创作道路表明，他并不愿意离开文学成为一各“公共知识分子”，而在复杂的文化现实，又有很多人期待他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是一个困扰“五四”以来中国作家的重要问题。和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周扬、胡风那两代作家、批评家不同，当代作家或者批评家对现实的影响远没有他们那么深刻和直接。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文学的启蒙和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过密切的关系，也有一些作家曾经试图“干预现实”，但多数作家没有在这条路上往前走。这不完全是文学体制的限制，也与当代作家的特质有关，像鲁迅那样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能够在文本内外对社会、现实的诸多方面做出文学的、思想的回应，已经不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长处。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我近几年在研究“陪都”重庆时的知识分子，颇有感慨。我们尊敬的那些作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顽强地生活着，创造着。他们中有许多人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有过“失常”的表现，有些言行，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几乎是匪夷所思。其中一些作家在“文革”结束后有所反思，或者有深刻的反思，如巴金、周扬等。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人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主张对历史苛刻，对个人宽容些。
我曾经比较过莫言在小说和散文中的存在方式(当然这是有差异的两种文体)。我发现，莫言虚构的能力远远胜于非虚构的能力。当他以想象的方式构建文学世界时，莫言天马行空。而他以写实的方式直接记录生活时，和小说相比显得拘谨，尽管在他的散文随笔、讲演、问答中也充满真知灼见和神来之笔。但总体而言，莫言不是以直接的“言说”来表达深刻思想，而是以虚构的“创作”来传达他具有创造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阅读过完整的授奖词，我们会发现，诺奖评审委员会对莫言的肯定，除了他的文学才华、创作方法外，还有他的创作直面历史和现实，而不是妥协和顺从。至少在创作上，莫言是突破了许多禁忌的。如果就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性关系而言，《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无疑杰出的作品。在小说文本中，莫言是一位具有良知和批判性的作家。因而，一些批评莫言的人，甚至极端而荒唐地指责莫言是“汉奸”。这种极端的、非学术的言论反证了莫言是一位具有良知和批判精神的作家。
当我们在文化现实中也深刻体会到内心世界的矛盾、痛苦、分裂甚而是懦弱时，需要体会莫言这一代作家成长和发展的的不易。如果简而化之，以人与体制的关系论，很难说谁与文学体制没有关系。我在呼应丁帆教授《青年作家的未来在哪里》中的观点时认为：“在文化现实中，正确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后，“体制”对文学的影响是正面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学发展中的挫折、困境也与这一关系未能适当处理有关。”“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把文学的兴衰作家的得失与历史和现实加以关联。确实，历史和现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即使在‘文革’时期，仍然有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超越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恰恰是文学的功能之一。这不仅是指文学想象和建构文学世界的独特方式，而且也包含文学世界对意义的独立建构。在这一点上，优秀作家之所以优秀，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把所有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体制的限制和时代的复杂，就可能会为个人放弃在文化现实中的坚守寻找安慰的理由。因而，我们需要在作家、批评家与体制、现实的相互关系中讨论问题。”在讨论文学的莫言和文化现实中的莫言时，我仍然持这样的观点，并且认为文学体制曾经为莫言这一代作家创造了条件，莫言这一代作家也在创作中突破了文学体制的限制从而促进了文学体制的调整。当文化现实叠加了更多的复杂问题时，莫言面临了如何再次超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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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莫言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莫言和同时代作家的关系。有认为，中国还有其他作家可以得诺奖;或者说，中国有不少作家和莫言一样重要。这些说法隐含的意思并不完全相同，如果从正面理解，也许应该是不能非此即彼，“扬李抑杜”。我并不认为重视了其他优秀作家的成就削便弱了莫言获奖的“合法性”;同时，突出了莫言便遮蔽了其他作家的成就。当我们在整体上肯定这个时代或许是优秀作家诸峰并起时，我们并不能忽视莫言的不可替代性。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当我们论述当代文学史的秩序时，莫言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如果说，在获奖之前莫言和同时代的优秀作家在文学秩序中的位置处于并列的状态，那么获奖之后，莫言的位置显然前移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唯一的，但确是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位移”中产生的这样一种关系其实并非对立的关系。莫言在获奖之后，也多次肯定他同时代作家创作的意义。我们都注意到，他感谢了支持和批评他的人，他说他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他肯定中国未获奖的作家有许多人是优秀的，他坦言他的写作超越党派，他也不希望有莫言热，等等。我并不认为这是莫言的客套话，而是基于他对亲历的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莫言对其他作家的尊重既见于他的文章，也体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活动中。在对话录这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说到一个细节：我在谈话中称莫言为“天才式的作家”，但莫言在修订谈话录的文字稿时，把“天才式的作家”改为“有点才华的作家”。付梓前，我又改为“天才式的作家”。这本对话录后来在台湾出版了繁体版《说吧，莫言》，莫言仍然按照他的意思又改了过来。所以，我很能理解莫言在获奖后用他父亲的话说自己仍然是个农民的儿子。
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史，但是以重要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我们现在在研究中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是：莫言和同时代的优秀作家构成了怎样的多元共生的关系;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莫言何以脱颖而出成为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当我们表述“莫言等”时，如何在差异中呈现莫言的不可替代性，又兼顾其他优秀作家，从而形成文学史的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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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读莫言和莫言研究时，有许多问题困扰我。
当莫言分别以《檀香刑》和《生死疲劳》向民间叙事传统和中国古典小说致敬，莫言与中国叙事传统构成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在中国文化的脉络中，我们如何解释莫言?
莫言并不讳言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莫言同时坦承他没有读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并且试图摆脱马尔克斯的影响;在解释他的“魔幻”时，他提到了故乡的生活本身和蒲松龄《聊斋志异》对他的启示。与前一个问题相关联，莫言是如何在本来和外来的传统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无论是莫言本人还是批评家都强调他的小说“在故乡”又“超越故乡”。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仅是莫言的身世、童年记忆，而是与故乡相关的诸多因素如何成为莫言的创作资源(原型、主题、结构等)，特别是如何成为莫言后来与其他作家相区别的“文化差异”。很多年前，阿城曾经这样说到莫言创作独特性的形成，他认为莫言《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之所以个人化特点鲜明，在于莫言处于共和国的一个“边缘”：“为什么，因为他在高密，那真的是共和国的一个边缘，所以他没受像北京这种系统教育，他后面有一个文化构成是家乡啊、传说啊、鬼故事啊，对正统文化的不恭啊，等等这些东西。”阿城的观点对我颇有启示。但这只解决了莫言小说的文化生成问题，需要追问的是莫言如何再创造和超越的。
我近来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文本的“内部构成”是微观研究的重要方面。就“内部构成”而言，莫言的小说仍然有巨大的阐释空间。而研究莫言文本的“内部构成”还涉及到莫言小说的译本。关于莫言海外影响的研究，多数侧重莫言的海外研究，也有很多论著梳理了莫言海外译介的基本情况，但在译介学意义上研究莫言译本的工作有待深入。
王尧，文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散文史》、《“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莫言王尧对话录》等，主编《文革文学大系》、《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等，另有散文随笔集《纸上的知识分子》、《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等。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科研成果曾获省一等奖，教育部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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