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观
（索科洛夫和索尔仁尼琴在附近的树林中散步）
索科洛夫：你肯定特别喜欢绿色。
索尔仁尼琴：当年我从哈萨克斯坦的流亡地，返回莫斯科地区时，在哈萨克斯坦，我们总是沐浴在阳光下，永不间断的曝晒，而当我在雨后来到森林时，我的头脑停顿了……我无法恢复我的感观，去对那样的美做出反应。在经历过一个除去骆驼刺，就什么也没有的不毛之地后，一个阴天竟能让人如此高兴，如此喜悦，如果不能与大地直接接触我会枯萎而死。我没法住在那些高楼大厦里。在那里我感觉自己是个囚犯。我注意到阿巴库莫夫（Viktor Abakumov，斯大林时期的克格勃特务机关头目）很讨厌绿色，我想知道，为什么？
索科洛夫：对啊，为什么？
索尔仁尼琴：因为他是个反自者，这意味着他是个反对自然的人，一个残忍的恶棍。他不是唯一一个。
索科洛夫：人们会变成那样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影响呢？
索尔仁尼琴：都有。我们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要归于先天的因素，很大一部分，但是最终的发展，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和环境的影响。
我们对发展上天赋予我们的天赋智慧怀有高度的责任。理性主义相信只应归罪于环境，这是很没道理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就嘲笑过这点。我看到过，我已经经历过战争，监狱，癌症医院，每个地方的条件都是艰苦，粗陋，令人难以忍受的，然而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去抗争。
索科洛夫：我认为即使一个人天生邪恶，但如果在他身边有一个好人，一个不允许他养成邪恶忍性格的人，那么他就不会变成那样。
索尔仁尼琴：如果在身边有一个那样的人当然很好，但是有没有这样的人，并不能成为一种理由。那些可以拉我一把，可以帮助我的人的缺席，不能开释我的作为。一个人必须明白，他的路由他自己决定，他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的天赋能力。要彻底认识自己对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现在是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自己，因为我年事已高，在步入老年时你会发现新的可能性和新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你一次次地回顾一生，你会看清在匆匆流逝的时光中，那些你从未看清的东西。我们生命中大部分岁月都在忙碌中度过，忙碌让我们无暇思考生命中的那些微妙差异。而长寿让灵魂有了富余的空间来理解这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总有对他人的行为作出判断的权利，因为我们低估了那些对自己的行为也没有真正理解的人不自知的程度。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这么做。
索科洛夫：即使他们的行为极度邪恶？
索尔仁尼琴：你很强调这个词，人类总想干番事业，人类渴求成功，实现价值，成为精英，满足个人心愿，满足爱情，凡此种种，这一切追求都算不上邪恶，不要把某种东西单纯看作邪恶。它会让你，怎么说呢，残酷和善良是两个极端，两个极点，但是整个波段不应缩减到只剩下它们。
索科洛夫：为何我们如此热衷于自相残杀？如此自发自愿？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在永恒的苦难里？
索尔仁尼琴：如果有十亿个相似的造物，他们必定会相互竞争。仅此而已，这就是自然的法则。即使树木在成长时也会扼杀其他的树木，你能要求他们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吗？现在我们站的这里，有过一棵高大的椴树，你看，它断掉了，一棵高大的椴树，闪电击中了它，将它斩为两截，其中一半倒在了其它树上，另一半依然耸立。这断裂的部分耸立了一天，然后也倒在了其它树上，它们就这样保持了两年之久，直到两个月前人们把它们锯断。附近还散落着烧焦的树皮。
在美国我对两种自然现象留下深刻印象，它们的松树相当奇怪，既不细长也不高耸，在我们这里光滑树干占了整棵树4/5的高度，之后才是树冠，而在美国则相当不同的：它们树枝的位置低的多，那是一棵松树，但不是我们这种。还有就是，在美国几乎没有鸣鸟，真是让人难以置信，这里的森林春天时是歌的海洋，每个角落都在婉转啼鸣，在美国却是安静的。仅仅只有一两种鸟会唱歌。很美丽的鸟，但是不唱歌。那儿有一只很漂亮的蓝色鸟儿，一只天蓝色的鸟儿，很可爱，但是不唱歌。又有一只鸽子就像一个忧郁的少女，当然，它其实不是鸽子。在那里只有很少的鸟儿唱歌。美国的自然给我的感受和家乡很不同，不再有以前我有过的鲜活共鸣，在那里我没有画过一副速写，一副也没有，在我旅居国外的二十年里，我在被驱逐前画过，现在又重新开始画了。就是在那里画不出。这真的很奇怪。同样美丽的天空，同样的云朵，同样的阳光。为什么？
学习有不同的层次。有一种层次更“学习”，更深入，也更哲学化。你可能体验过也可能没有。有句谚语是：“知道越少，睡得越好”。还有另一句话：“学习增加不了智慧”。最开始，我很吃惊，怎么会呢？增加了那么多！在前线我们有一个政委，他经常反复说：“学习增加不了智慧。”我曾争辩说：“少校同志，这怎么可能呢。”在那之后许多年，我想：“这是对的。”有那种愚得彻底而学得很多的人，也有学得很少但是很聪明的人。他们懂得生命，心灵和生活的正确方式。和学习没关系。基本上，人类变得太过热衷进步了，从启蒙时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它推进，但事实上，人类的灵魂变得一片荒芜。技术，文明，给了我们一切，丰富的商品，现在又是互联网，信息的洪流使我们无法呼吸，灵魂变得空虚。灵魂空虚，死亡就是极其糟糕的，无处可去。道德感不是能通过知识获得的，它首先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然后才是教育。
个人经历
索科洛夫：为什么冬天会给人带来平和的感觉呢？
索尔仁尼琴：只有在穿得暖和时你才会那么想，在你不得不用冰镐敲破冻结的地面时就不会那么想了。我曾经在零下35度的最低气温下工作，有时在零下35度时他们会取消劳动，有时是在零下40度时，那天气温总在一度上下浮动，我们出去了。零下35度，多么可怕。我和一位同伴一起推手推车。
索科洛夫：你诅咒生活吗？
索尔仁尼琴：没有，就是在这样的一天，我冒出了关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想法，就是写下这个，我想，仅仅是一天，没有什么坏的遭遇，没有煽情，只有平常的生活。那就是我当时的念头。我在那样的低温里工作也只有那么一次，我还做砖活，我成为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泥瓦匠。我很想回一趟埃基巴斯图兹(哈萨克斯坦东部矿业城市)，看看那些我们做的被他们称为“灯笼”的东西，这种石三角挂在那里所有的厂房上,而且都刷了涂料。我知道我们的灯笼都在哪里，我希望我还能去看看它们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曾想把那里的主街重新命名为“索尔仁尼琴大道”，但现在不行了。
索科洛夫：为什么？
索尔仁尼琴：上帝！因为有些地区完全是俄罗斯化的，他们不原谅我说过的话，还宣判我死刑（索氏在1990年代一直主张吞并原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恢复“大俄罗斯”疆域）。
索科洛夫：哈萨克政府?
索尔仁尼琴：一个哈萨克民族主义组织。他们无法原谅我。真是可惜。我甚至带过一个哈萨克班，我是班级导师，所有的学生都是哈萨克族小孩，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是一群老实的好孩子。真的，民族主义愚弄了所有人。
宗教
索尔仁尼琴：艰难的岁月，我是怀着对上帝的信仰而长大的，而在学校这种信仰被扼杀。我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最后还是向这种做法屈服了，辩证唯物史观淹没了一切，而我丧失了我的信仰。这种事在我的学生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上世纪20到30年代，苏共大批清除旧东正教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力图消灭宗教影响）。在战前的5年里，我都是纯粹的无神论者。许多年之后，当我整理一些旧信件，一些早期在写作上的尝试的时候，我为我在那段时间的精神空虚而震惊。你明白吗？是震惊。我们总说我们能够想出结果。不，人单靠自己是想不出结果的。在那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当我重读我的那些旧日的文件时，我为自己精神的空虚而震惊。原因我很清楚：那是个世俗化的时期。就是如此。
索科洛夫：有时人们听说缺少教育和学习，信仰是无法存在的。
索尔仁尼琴：缺少学习？不对。应该是缺少适当的成长（教养）。因为如果你让一个男童，像毛克力（英国文豪吉卜林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丛林之书》男主角），即使只是在草丛中行走，他也可能产生出宗教意识。可能产生，也可能不会产生。在我的学生时代，和我的几个朋友，我们曾坐小木船在伏尔加河漂流，我们就那么坐木船下去，还都是些孩子，100％依赖天气情况，大风，骤雨，所有一切，我们毫无遮挡，什么也没有。每一天我们都变得更加迷信，不是上帝的信徒，只是可怕的迷信，害怕任何征兆，用错误的方式行事。所以，当然，人天生就能感受到超凡力量的存在，但宗教意识很明显是在后天成长中获得的，代代流传。我很好地从双亲那里继承了它。从我的母亲和我的阿姨那里，疼爱我的人。
索科洛夫：《圣经》（经学）对文学有怎样的影响？《圣经》是一种让写作更加容易并为它定出了主要方向的规则吗？
索尔仁尼琴：首先，你应该把圣经和福音区分开来。（前者是代表梵蒂冈的天主教正典，而后者索氏指的应该是自己信奉的更多倾向原始基督教教义的东正教教典），虽然它们是相关的，但是不同的。它们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人类文化。但是是以一种无法直接追溯的方式。你无法界定这种影响的界线，除非作家从经文中引用字句，当他们直接涉及其主题的时候。是的，它有非常大的影响，可很难回溯。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是作者本人，可能也没有意识到。那也许是下意识的行为。
索科洛夫：这是一种美妙的影响。
索尔仁尼琴：很美妙。但是不要混淆了圣经和福音。它们在主旨，以及其它方面上都是不同的。文学，你知道，正在经历它最严重的危机。数百年来的积累的圣经氛围丧失殆尽。只有其基调的影响保留了下来。基督教，和犹太教相反，在死后给灵魂指出了一条明确的道路，而犹太教是不承认死后世界的（犹太教教义中没有清晰的天堂地狱，而是认为灵魂都回归祖先)，完全不。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而且这也是圣经影响中最独特的回响。
索科洛夫：哪一个对俄国影响更大呢？
索尔仁尼琴：对于俄罗斯，是福音。但是圣经触及更广，它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除去那些古老文明，古老文明有它们自己的影响，影响很大。
索科洛夫：人的“精神地形”中的哪些转变是不可逆转的呢？
索尔仁尼琴：生平？
索科洛夫：地形。
索尔仁尼琴：人的“精神地形”是什么？
索科洛夫：是那样一个包括了物理性，行为动机和固有特征的立体空间。有深度，生平只是平面的景象。而地形则是……也许这是种不专业的说法。
索尔仁尼琴：我没搞懂，不过我喜欢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哪些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可是这个“精神地形”把我搞糊涂了。
索科洛夫：我们还是用“生平”吧。如果它更清楚。因为我把“地形”理解为一个比“人生”更加具像的概念。人的一生并不是“平”，而是“地形”，因为它包括时间和空间，物理过程，人的不变性，他的物理属性和他的艺术才能。
索尔仁尼琴：我会纯粹从基督教的角度来回答你。基督教相信一切都是可救赎的，任何罪过，甚至任何罪孽，只要人还活着，他都能醒悟并悔悟。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可逆的，但是你无法改变任何事，你罪行的后果是无法消除的。它已经发生了。他没法做什么了，除了悲伤和悔改。还有，基督教非常看重灵魂的悔悟，无论它发生在何时，即使是在生命的尽头。这就是基督教。在我们身边，这种教化的转变变得罕见了，人们毫不怀疑的走上他人的错路，时代告诉它：“来吧,来吧，大家都这样做。”这个“大家都做”让灵魂完全僵化，人们判了自己的刑，彻底堕入地狱。
索科洛夫：罪与罚？
索尔仁尼琴：是的，惩罚就是那些人再也无法悔改，迷失在洪流中，在这样的洪流中，他甚至不再是一个人。而理由就是：“大家都这么做”。这是最糟糕的想法。
索科洛夫：谈到《罪与罚》，我最看重的，比其它更加看重的就是最后拉斯柯尼科夫进了监狱。小说就在这里结束了，但是对我而言这仅仅是个开始。一个人如何才能带着这种记忆活下去，即使他悔悟了。或者是带着这种会经常困扰他的行为，这种罪孽，对一个犯了谋杀罪的人而言。
索尔仁尼琴：基督教会说：“祈祷，祈祷，祈祷,为你的灵魂乞求救赎”，并且不要再犯下这样的错误。
索科洛夫：他远远逃离，但是他的过去还在那儿。对过去可以做些什么？
索尔仁尼琴：在基督教的忏悔里，牧师，如果你告诉它关于过去的罪行，他会说：“你已经忏悔了，你被宽恕了。”错了。在死亡到来之前，无人会被宽恕。这非常重要，更高的权力永远是上帝的。而那些没有宗教道德的人，至少应该对世间万物保持谦卑。每颗树都让我们感到敬畏。仅仅是树吗？鸟？动物？河流？山川？对万物谦卑，理解我们的局限，我们的渺小，即使你不信仰上帝。
索科洛夫：对于人的发展，对于人的精神，通过考验有多么重要？
索尔仁尼琴：非常重要。苦难对灵魂的形成起着任何其它东西都不能代替的作用。
索科洛夫：苦难是否就是屈辱呢？人们是否应该经受屈辱？
索尔仁尼琴：屈辱？它很可能是善意的，为了灵魂的升华。最糟糕的就是完全的平静，那是灵魂的终点。大多数人，如果外界没有发生什么，就什么也不关注。平静，没有苦难，留下发育不良的灵魂。
索科洛夫：苦难对灵魂是有益的吗？
索尔仁尼琴：人们应该有勇气接受它，而且明白它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出现的。揣摩它，以正确的方式接受它。他们把你关进监狱，首先，你觉得难以忍受，已经完蛋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又一个月，2年甚至3年，40个月，而你终于开始明白了，对灵魂来说生命是非常深远和丰富的。我肯定从这段经历中学到了什么。我想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监狱。我的精神发展会落后许多。
政治
索科洛夫：为什么从1917到1918年，我们会选择掀起一场那么激烈的改变呢？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对社会制度进行改良，代替一切从零开始？
索尔仁尼琴：首先，“选择”这个词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人民根本没有选择，所谓“选择”应该是对整个民族，对全体人民说：“你有这条路或者那条路可以走，请注意，这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条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你可以对20年，50年后做出预想。”于是他们考虑之后就投票，这才是“选择”。但我们的选择方式却是……戈尔巴乔夫说过：“我的父亲选择追随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获得资金支持，而且我们知道，也从华尔街获得支持。用于发行数量庞大的小册子和报纸，这些报纸都说：“你为何需要这场战争（指一战）？扔掉武器，杀死军官，回家耕种从地主手中抢到的土地吧。”这就是他们的选择，就像其它所有，唯一的选择，没错，这确实是种选择。我们的人民被那种廉价的诱饵吊上了。为什么？因为这正是人类的天性之一，你只关心人心的邪恶，殊不知还有贪婪和狂热，以及永远鼠目寸光。
索科洛夫：我记得你的言论，“没有误解，就没有共产主义。”
索尔仁尼琴：这对又不对，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在我看来，共产主义确实是以一种愚蠢的方式被误解了。西方的政客才没有意识到它巨大的危险，但是现在，当我知道华尔街是如何帮助布尔什维克时，华尔街，美国最大最大的钱柜，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他们的地位。我想：“哦不，什么误解，他们完全明白。”当共产主义出现在俄国时，他们知道共产主义很有用，可以把俄国转化为一个原料供应地，剥削它，从它身上榨取利润。不巧的是，后来他们失败了。冷战开始，布尔什维克帝国不断壮大。而今天他们终于再次得逞了。
你能想象出现一个成功的，或者说，一个幸福的名为社会主义的试验的成果吗？任何地方？可能吗？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互相斗争的制度都对人类怀有敌意，这一个和那一个，不管哪个都不会带来好结果。关键是道德良知。只有它在两方都应该得到发展。而我们的政治家对这此漠不关心。
索科洛夫：但是在西方同样没有这样的政治家。
索尔仁尼琴：是的，是的，任何地方也没有。现代社会的结构里，什么可以承担发展（道德）的重任？道德的发展过程应该得到管理。谁能够成为管理者呢？怎样才能推举出一个领导者？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在管理它。但道德的发展同时又是不应该从外部来安排的，人们应该自己做出回应。我们的人民中，有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在邪恶和混乱的环境里，以一种诚实坦率的方式生活着，然后安然死去，不带任何罪孽负担。他们中的许多人，代表了人是怎样回应宗教的。宗教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感召与教化，然后由人民自己决定。
我们回顾俄罗斯的历史，试图弄清哪些已经发生过。我们担心今日之事，但我相信那都是古已有之的问题，俄罗斯生命中深重的苦难，不治的顽疾，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和19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对于维持国民中平民的生活是必须的。没有了国家大批平民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公平正义如何才能成为国家政权的基石呢？这很困难，因为手握权力的人总是有缺点的，不止有缺点，甚至是邪恶的或者被膨胀的野心充满。
索科洛夫：为何在俄罗斯他们总是如此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呢？
索尔仁尼琴：不只是在俄罗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样把所有的坏事都归到俄罗斯头上了。在俄罗斯历史上有过可怕的罪恶，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就更少。英国，法国，德国，在罪恶方面不会甘居人后。美国，自由的火炬，像杀蟑螂一样灭绝印地安人。我们很不走运，我们的政府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一个不稳定的政府任何东西都想不清楚。很多就像今日的改革派，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就承诺改革，政府损害了俄罗斯。你看，在90年代初我们本来可以选择一个更合理的方式来脱离共产主义。
索科洛夫：但因为某些原因……
索尔仁尼琴：别扯什么“因为某些原因”。不过是因为“某些人”而已。如果来一场选举，你就知道那些名字了。为什么到了今天还是他们？所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选择了盲目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种愚蠢的做法，尝试任何来自国外的秘方，却从不相信自己的智慧，把所有的石油都送到了私人的手里。
索科洛夫：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吗？
索尔仁尼琴：没有，他们大权在握，他们身居高位，你如何阻止他们？一场武装叛乱？他们占据了高层而且为所欲为。他们都是罪犯，他们全部。他们怎么会拱手把俄罗斯的国有资产送给私人呢？为了只值1％的价格！？干得漂亮！（苏联解体后的私有化过程让大量国有资产落入个人手中，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价值缩水95％以上）你以为他们会免费这么做吗？他们当然都收了贿赂，抛售了我们的国有资产！看看邻居中国吧，生产力不断提高,他们也放弃了共产主义，还有东欧。这不是人民的选择。我们已经屈服于相信我们的权力是民主化的。它们根本不民主。当我第一次踏回俄罗斯的土地时我就说过，我说：“我们没有民主（democracy），只有寡头（oligarchy）”。当时这个词根基未稳，而现在大家都接受了它。但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寡头”现在被用来指代金融巨头，绝非只此！包括他们，但不只是他们。总统帮，政府，高层的杜马议员，全部都是寡头。寡头是那些身处顶层的200到300个人，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他们之间做出。
（原载《天下》杂志201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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