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主体性？》，2017
萨特 著 吴子枫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萨特的现实意义
阅读以上文本，让我们面临一种选择，它尽管无法确定，却打开了通往多重解释的道路。因为一方面，它记录了一个事件：1961年，《辩证理性批判》的作者萨特（当时他正在研究福楼拜）与意大利一群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许多是意大利共产党员）在罗马葛兰西学院相聚。这是一次极具历史意义的互动，记录了萨特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态度转变（意大利共产党比法国共产党对这种争论的态度要包容得多），并见证了这个时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内部哲学方针的活力和多样性。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文本呈现了一个立场，或者说呈现了一系列哲学立场：在这里，尽管萨特非常有趣地阐明了自己研究主体性的方式，强调了自身思想的非主观主义（和非唯心主义）特征，但还是暴露了《辩证理性批判》和《存在与虚无》之间的连续性，暴露了《辩证理性批判》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再一方面，这场争论有来自意大利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参与，比如恩若·伯奇、卢波里尼、德拉沃尔佩和卢西奥·科莱蒂等等，他们提供了自己的方针和不同意见，可让我们大开眼界。
正如大家所能料到的那样，他们的讨论经常回到马克思主义论战史上的一些经典论点上来，尤其是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上来，换句话说，回到意在为人类知识提供可能性的康德或维柯的立场与要求有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区别上来。对于这个经常被认为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或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争执的根源问题，萨特一方面表现得有所保留，一方面又表现得很通融。虽然他承认某些自然规律可能是辩证的，但他拒绝赞成某种唯一的自然辩证法；他还彬彬有礼地、非常策略性地提出，是不是应该用另一个争议更少的词比如“相符”来代替“反映”（Wiederspiegelung，或“把知识当作反映的理论”）这个备受争议的词。
接下来是关于矛盾观的无果讨论（它后来在科莱蒂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萨特比较强烈地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缺少伦理面向或价值理论。而后讨论有意偏离了原先的方向，被引向艺术和美学领域，这使得萨特可以举《包法利夫人》为例，证明有意味的艺术作品同时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面向。后来，德拉沃尔佩从自己那一方面，对准确地说是由诗歌语言提出来的那些难题作了充分发挥。“辩论”最后以友好的方式达成和解，对话者们一致承认，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的共产主义”。而三十年后，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为这个词赋予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使它重新流行起来。
这种巧合提醒我们注意，人们希望从什么角度切入这个文本，是把它当作历史事件呢，还是当作哲学立场的呈现。同时，在政治和哲学都发生了根本转变的条件下，我们还应该用第三种视角，与五十年之后我们的立场相一致的视角来面对它。因此，我们对这场辩论的接受，必须面对以下选择：要么以一种相对疏离的方式阅读它，把它当作一个已经过去的知识分子历史事件来看待；要么追问它在当前语境中的直接关联性。因为在当前语境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又重新强调更纯粹的经济问题，比如关于近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结构和危机的理论就是这样；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德勒兹、巴迪欧乃至拉康派一些著作的出现，哲学又采用了一种后个人主义的，或语言学的、形而上学的难题性，并没有回到康德的问题上去。
在当代这些倾向面前，萨特的立场会在许多方面显得具有挑衅性。从他的对象本身来说，围绕主体性展开的这场辩论—至少从其议题设置，从其出发意图来看—会唤起对形形色色后现象学经验观的后存在主义的和阿尔都塞主义的敌意。至于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发展的“总体化”这个词，可能也会重新唤醒已经沉睡的对总体性概念的古老拒绝。哪怕萨特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也在寻求以一种过程和一种主动性来代替这个没有活力的名词。我们不能有任何愤慨，因为他在一种稍作修改的形式下，坚持了德勒兹的辖域化（la territerialisati on ）、去辖域化、再辖域化的三位一体。最后，萨特调动“自由”（liberté）这个词的方式，能够复活对这个概念更为纯哲学的批判，这倒不是因为他提供了对“自为”的困境极为深入的分析，而是因为他为集体伦理设立了一个准康德式的障碍，虽然这种集体伦理是他在这里特别渴望的，但却从来没有真正超越绝对命令的抽象，因为我们注意到，他在这个既是后斯大林又是后赫鲁晓夫的时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中偶然用了“人道主义”这个词。
他的意大利对话者，并没有利用在我看来萨特思想中这个环节的根本弱点：我冒险称之为“一元论”倾向。阿尔都塞把在黑格尔和其他人（其中显然还包括卢卡奇，甚至还包括这次会议的守护神葛兰西本人）那里存在的这种倾向，揭露为“表现的”总体的错误，表现的总体就是指，一个给定的特殊的东西包含了一个社会或历史时期的整体，它从一开始就存在于那里，供人开展阐释学的探索（这就是萨特试图在自己的自传作品或“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中所做的）。这个视角预先设定了他称为“化身”的东西：“它使每个个体都以某种方式成为自己时代的总体代表”；每个个体都“从自己的角度体验整个社会”（确实，萨特小心地作了补充：“或一个团体，或无论什么群体”，而这种更准确的说法，可以使我们去考察阶级和阶级意识这两个这场争论一开始就提及的概念）。可以把萨特在他最后计划（《家庭白痴》）中所采用的传记视角看作他的出发点—即个人的我思和对经验的现象学描绘—的最终回报（悖论性的是，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虽然完全避免了笛卡尔的语言或人道主义语言，也还是通往了同样的死胡同，这导致了他著名的转向［Kehre］）。
我提出这个难题，不是为了对萨特作哲学批判，相反，是为了强调他与今天的哲学讨论和关注之间的距离：在由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固定化了的多重框架内，这个或那个个体所作出的生存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自由的传记冒险，似乎只具有非常有限的价值。即使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已经丧失了信用，并且阶级本身的难题被置于个体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个体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之前，问题还将是，如果阶级依然存在的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怎么样才能在行动中动员它们。而《辩证理性批判》邀请我们做的，恰好是对群体和阶级作这种动力学分析，并且恰好在这里，这部著作贡献了自己的生产活力。
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期望萨特的“复活”重新挑战对海德格尔的经常是茫然的祈求——这种祈求在当代思想中仍然无处不在—我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证明，即今天，青年读者们仍然为《存在与虚无》中的描述而激动，并且承认这部著作对自由的分析是哲学和现象学的真理。尽管如此，它所用的一套术语似乎不会再生出让哲学团体非要追究其解决办法的新难题。相反，看来更多的是第一个萨特，即写作《自我的超越性》的萨特，重新发现了哲学的现实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意识的非个人性，以及“自我”和个人同一性偏移（位移，displacement）的非个人性。实际上可以说，这篇短论预示了“主体的死亡”，而“主体的死亡”对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来说如此珍贵，并且它在今天依然是现实。同时，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萨特为与此相反的难题，即在生物学场景中（在其中“集体意识”的概念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团体和集体的“同一性”难题，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表达。所以，当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的一些段落中把小团体（比如游击队分队或流浪者团体）的动力学与更大集体的一系列特有的异化（比如公众舆论）相对立时，这些段落在今天无论从政治方面还是从哲学方面来说，都仍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紧迫意义。
切·格瓦拉，萨特和波伏娃，古巴 1960
By Alberto Korda
在萨特思想的这两个方面之间可以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呢？这就是罗马会议给出的重要教导之一。
要在哲学发展的迷宫中找到方向，术语仍然是最可靠的追踪线索，前提是人们要同时以两种方式追问：新的术语能让我们摆脱或消除什么困境？同时，它会使哪些思想变得模糊不清，或者遮蔽哪些思想？萨特和海德格尔一样，都尤其力图摆脱主体化的幻觉：但海德格尔小心翼翼地同时排除意识的语言和人格化的语言；萨特则相反，他极力强调意识的语言，以至于在他的表达中，不可能为同一性的人格化了的语言和自我留有余地。因此，萨特的总体化的新语言，有点类似于“实用主义的海德格尔”：他发展了把意识当成筹划（projet）的思想，他扩展了它，把它纳入了海德格尔关于世界、关于世界性和“世界化”的构想中，同时他还描绘了时间性是如何不断地把它周围的所有事物引到上手状态（Zuhandenheit）中的—像用具一样“上手的”存在。这与陈腐的、盯着一些对象及其纯粹可认识的存在（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的静观默想的认识论哲学完全不同。
但是对于认为差异比同一性更有生产力的当代思想来说，总体化这个词似乎给了统一化（unification）以优先性：我们希望我们的主体是多重的、异质的，我们更愿意位置—主体在一切过程中永远具有不可通约性，但最终，一个主体或一个重新统一的自我会从中浮现出来。
所以，当代读者会如释重负地看到，萨特在这里（这可能是讨论中最让人吃惊的环节）强调主体性是一种短暂的现象，既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个环节，一个几乎一出现马上就会重新消失在客观性、世界以及在世界中行动之中的环节。不过，这种强调付出了一种特别高昂的代价：黑格尔主义的代价。
因为尽管萨特回避“主体性”这个词，并提醒我们黑格尔反对由主体和客体的词汇区分带来的那些不良后果，但他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用来描绘“主体性”的语言，从根子里来说仍然是黑格尔的语言：我们先把自己外化，然后又回到自己，以酝酿下一次外化。人们在这里会重新找到在黑格尔那里无处不在的客观化过程，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曾希望把这种客观化与它的否定形式即“异化”区分开来。“异化”是我们使另一个自己屈服于我们自己的方式。实践（praxis这个词在黑格尔去世近十年后由齐日柯夫斯基［Cieszkowski］伯爵重新发明）无疑是黑格尔和歌德的永恒活动（T.tigkeit）——或活动（activité）——的萨特版，它在萨特那里变成了一种人类意义上的生产伦理，而不是资本主义工业意义上的生产伦理。
无论如何，这种内部的和外部的辩证法，这种改造世界，然后又回到自我以反过来改造自我的辩证法，在当前成为一种常见的比喻或修辞。在萨特的阐述中，根本上与黑格尔不同的、现代的东西，恰恰是他对语言的强调，对语言把内在客观性，内部改造成外部事物——而它随后又把自己的出发点改造为沉默的（无词的）主体性——的方式的强调。从此以后，这个辩证法有了个名字，叫物化（réification）（早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就引入了这个词相当不规范的形式：“事物化”［chosification］）。他所举的例子，那些从他自己生活中，从人们日常生活中以及从小说中拿来的例子，表明了为什么关于行动的抽象的或普遍化的伦理和理论，不能满足这位小说家哲学家的心意。他还强调，无论是好是坏，语言本身也构成物化的一种形式：折磨着莫斯卡伯爵的与“爱”这个词有关的著名烦恼，证明了命名突然改变一切的能力。但性格学方面的物化——发现自己是反犹主义者的工人，不断使自己的反叛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结晶结在一起的莱里斯——使萨特的辩证法更接近精神分析的语言，这种接近远远超过他之前让人们相信的他对无意识概念的哲学拒绝。“过去”作为一种沉淀在肉体中的、不能被化约为某种在语言上可定义的概念（如“记忆”）的非知（non-savoir），替代了被称为无意识的实体（这种替代向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棘手的哲学难题，并迫使拉康巧妙地重写了他的理论），实际上这种替代对萨特来说，特别是在他的传记中，本来可以更具成效。恰恰在这个时刻，阶级出现了，并且，在这一点上，他本来无疑可以与马克思主义者继续生产性的对话（但这却没有发生，真可惜！）。
因为萨特在这里关心的，不再是作为各社会集团之间，总之作为两个基本的社会集团即老板与生产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阶级斗争。相反，他关心的是在某一特定集团内部，阶级意识所采取的历史形式，以及主体性在某种独特的技术形式下的外化是如何反过来作用于这种技术的使用者，造就他们那种意识，同时这种意识又是如何回到阶级冲突的社会世界，在其中起特殊作用的。萨特举了以下时刻作为例子：有素养的工人（ouvriers qualifiés）的阶级意识在这个时刻受到技术的威胁，因为技术不再要求他们必须有能力，技术把“无产阶级”变成一群没素养的劳动者，让他们与劳动、政治和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保持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
在这个新技术形式和劳动形式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并似乎已经使得由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所调用的古老范畴变得无效的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从萨特对主体性的分析中所能得到的最有意思、最微妙的教诲。实际上，今天真正要重新激活的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notion）：我们随处都遇到它，无法回避。我们所需要的，是重新理解阶级意识的性质及其发挥功能的方式。在这方面，罗马会议上的萨特会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
《什么是主体性？》，2017
萨特 著 吴子枫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题图：卡斯特罗，萨特和波伏娃，古巴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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