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9月，在美国杜克大学举办的“第三世界文化的挑战”大会上，大江做了一个讲座，题目是《日本的双重身份：一个作家的困境》。他在讲座中公开地谈到日本对亚洲大陆的侵略。光就这篇文章本身而言，很有意义，然而，大江在广岛问题上使用了相对柔和的辞藻，从表面上看来，他似乎很不情愿地将两种精神创伤相提并论。
讲座一开始，大江便表示对日本文学不赞成。他指出，日本文学“也许正在衰退”，并把自己比作一个“令人失望的小丑”。他解释说，因为日本人已经不愿意去“接受他们是第三世界成员的事实，也不愿意去发挥相应的作用”。日本人觉得即便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巨大的非西方地域的巨大群体而存在，他们也不愿意去接受他们是亚洲“成员”这一事实。当然，许多人都会论争说，日本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日本都与美国结盟，并且属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
在评述完自己以及日本文学正在走下坡路之后，大江详细地说明，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对(它的)同伴亚洲的第三世界民族表现出露骨的不友善，(它)对韩国的霸占和对中国的侵略可以证实这一点。(它)对邻国的不友善甚至持续到今天”。
日本，大江强调说，在赎罪问题上背信弃义：“即使现在，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我认为我们日本仍然没有充分地弥补我们‘可以’弥补的——无论在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修护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似乎不需要优先考虑，他们不断地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不仅没有采取特殊的修护行动，日本人更多的表现是不行动、不作为。在处理同韩国的关系上同样如此。大江观察认为，日本公然地对韩国不友好；1986年他耳闻目睹日本歧视成百上千在日本居住的韩国人，他批评日本政府支持“压制在国家内实行民主的渴望”的政体。总结日本对待中国和韩国人的态度，大江表示：“日本和日本人背叛了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渴望民主者。我们总是处于第三世界的侵略者的位置上，其实我们自身也是其中的一员。”
大江在杜克讲座中也提到原子弹轰炸事件，不但没有把日本置于受外国力量迫害的位置上，反而描述为日本自作自受。考虑到语境，他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断地让周围邻国受到伤害的国家。演讲开始不久，大江便评论道：“我感到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很危险，这个国家尽管经历了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但是如今却被一味地支持美国SDI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即星球大战计划)的政府所操纵，协助美国在远东传播核具有威慑力的神话。”SDI计划是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4年策划的，旨在促进使用地面和空中武器系统来保护美国免受核导弹的袭击，自问世之初就备受指责。
美国是所有与核相关问题的罪魁祸首。大江谨慎地指出，通过支持SDI计划，日本政府协助美国将核威慑的神话推广至全球。对美国来说，日本人是有价值的同盟者，不仅因为日本国内繁荣的经济、政府推行民主政策，而且还有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本身具备的意义——深受核害的日本人尚且可以与美国的议程共进退，不在乎自己的国土曾发生过什么，那么其他的国家还会有什么顾虑呢？
在《日本的双重身份》中，大江认为，有些作家已经认真探究了“如何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经历中恢复过来……在他们为了经济救济、为了原子弹受害者所进行的反核抗议和斗争中，我们可以为自己找到一项原则，即日本和日本人应该怎样在目前的核时代、在目前的亚洲生活”。日本人应该作为亚洲的一部分，作为亚洲人的一分子去生活，这是最终的目标。 这里所指的不是幸存者，也不是为了创造新日本而在社会贡献方面功不可没的活动家们，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作家身上。大江专门举的例子是原子弹受害者原民喜(1905-1951)，他在原子弹余波后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尽管“原爆文学”经常被排斥于主流文学以外，但是出版商仍然不断地发行这一类型的选集，不过现在都是由那些从未受过原子弹伤害的人撰写。
难道大部分战后作家都能像大江建议的那样关心日本对亚洲做了些什么吗？有证据表明：事实不是这样。诚然，有一部分作家为此努力过，大江相信在这些人当中，或者至少在他们的作品和遗产当中，存在着面向未来的最伟大的希望。大江的讲座深刻指出：“战后作家遍寻日本的新方向，这个方向与日本在现代化中所取得的进步背道而驰。”大江将这些作家与战前的知识分子加以对照，指出战前的知识分子曾经“认同世界的中心国家——美国和欧洲诸国，并把它们作为学习的典范而紧随其后”。相比之下，战后的作家们则希望日本正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并不是位于中心，而是处在边缘”。
实际上，大江的看法很难得到确认。战后的日本作家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用一种整体的眼光去看待冲绳、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些生活在“边缘”的模范。一方面，大江观察到一些日本作家像武田泰淳(1912-1976)、堀田善卫(1918-1998)、野间宏(1915-1991)和大冈信(1931-)，他们曾书写亚洲的经历，寻找广岛和长崎从原子弹轰炸中走出的康复之路，大江肯定了这些作家的努力；另一方面，大江也肯定了亚洲其他民族地区作家的重要性。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有相当多的韩国作品被翻译成了日文，大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文学。1974年，韩国诗人金芝河(1941-)因为撰写了严厉批判国家军事独裁和经济政策的诗集而被韩国当局判处死刑，大江在一份国际请愿书上签名，进行抗议。
与韩国诗人金芝河的会面让大江感到困惑并反思：“为什么我居然遭到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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