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2)

　　三、梁漱溟全盘西化论的哲学依据

　　不仅如此，在梁先生看来，“民主与科学”还不是究竟，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文化的根本精神。他说：“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33] 正是从这种根本精神、或者根本态度出发，才演化出现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梁先生说：

　　我们历年所以不能使所采用的西方化的政治制度实际的安设在我们国家社会的原故……因为中国人民在此种西方化政治制度之下仍旧保持在东方化的政治制度底下所抱的态度。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剌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甚或不到将西方化创造此种政治制度的意思全然消没不止！我们这几年的痛苦全在于此，并非零碎的一端，是很大的根本问题。此刻我们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是怎样可以使根本态度上有采用西方化的精神，能通盘受用西方化？……我以为这种事业虽然要在未来成就，而问题却不在未来，实在是目前很急迫的问题啊！[34]

　　梁先生的意思是：中国的种种问题，来自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缺乏一种根本的态度、根本的精神，即缺乏西方的那种人生态度、那种文化精神。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本态度上采用西方的根本精神，也就是“通盘受用西方化”——全盘西化。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精神呢？这涉及梁先生的一种独创的历史哲学。

　　（一）三段式的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梁先生的代表作所讲的“东西文化”，指西方的文化、东方的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他看来，它们作为人类的三种人生态度，代表了三种根本不同的文化路向、文化精神。据此，梁先生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这种文化的特征，乃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一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遇到问题都是对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35]。第二种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这种文化的特征，在于“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36]。第三种是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的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梁先生进一步将他所归纳的三种人生态度（奋力向前、调和持中、反身向后）排列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之中（这明显受了佛教“三世”时间观念的影响），并将这种排列顺序设定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普遍规律。在梁先生看来，人类历史发展的正常顺序应该是这样的三段式：首先走西方文化的路，奋力向前；然后走中国文化的路，调和持中；最终走印度文化的路，反身向后。这是梁先生所独创的一种历史哲学，将共时性的文化类型的存在解释为历时性的社会形态的变迁。他说：

　　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37]

　　据此，梁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文化早熟”说：

　　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申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38]

　　简言之，在梁先生看来，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包括皇权专制问题，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有走过西方文化的奋力向前的路，就过早地走上了中国文化的调和持中的路。这类似于后来20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补课”论，说中国还没有走过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过早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当然，“补课”论的哲学依据是另一种历史哲学，而非梁先生“早熟”论所依据的历史哲学。

　　按照梁先生的这种历史哲学，中国文化本身是不可能产生民主与科学的：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39]

　　梁先生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早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社会的“内生现代性”或曰“内源性现代性”即已发生，儒学自身的现代化也早已发轫。[40] 但梁先生没有这样的观念，因为关于中国“内生现代性”或“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事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而做出的发现。在梁先生心目中，中国社会一直是奉行“调和持中”态度、“中庸之道”的社会，不可能自发地走向现代性。唯其如此，在梁先生看来，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改变根本的态度，彻底地走西方文化的路——全盘西化。

　　概括来说，在梁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的问题所在，就是根本的文化精神“不合时宜”；反之，西方文化的优胜之点，就在于其合乎时宜。他说：

　　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

　　由此可见，梁先生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是有前提的：“西方化”只是当前的一种历史阶段性的选择。梁先生提出了我们今日所应有的态度：“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41]

　　但是，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其所谓“全盘”或“通盘”其实并不彻底，是打了折扣的。他说：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也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42]

　　显然，梁先生所奉行的仍是某种“中庸之道”，全盘西化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梁先生没有意识到，“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与“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之间是自相矛盾的：全盘西化意味着从根本上采取西方文化的态度，那又怎么可能同时采取中国文化的态度呢？反之，采取中国文化的态度，那又怎么会是全盘西化呢？这正如梁先生自己所说：“东方化的态度，根本上与西方化剌谬。此种态度不改，西方化的政治制度绝对不会安设上去！”[43]

　　那么，梁先生是怎样处理这个矛盾的呢？他的解释是：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从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过渡时代”。他说：

　　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44]

　　我们不知道梁先生是根据什么来判定这是一个“过渡时代”的。但无论如何，梁先生的这种观察与判定，多多少少地带有了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即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与批判。不过，我曾说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来自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一种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实际上并不是对现代性的彻底否定，恰恰相反，他们是觉得，迄今为止，西方的现代化并没有真正兑现现代性的启蒙承诺——人的解放、即个体性的解放；[45] 另一种则是前现代的立场，这也是中国目前的某些原教旨主义儒家的立场，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是要人们回到前现代的古代社会。[46] 如果梁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态度也就是前现代的中国文化传统，而它导致了梁先生所批判的皇权专制，那么，“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将会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梁先生的思考范围。

　　总之，梁先生的结论是：

　　（中国文化）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日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47]

　　于是，这就形成了梁先生的中西文化观：既主张全盘西化，又主张复兴孔学。

　　（二）意志论的人性理论

　　在梁先生的上述历史哲学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层的哲学支撑。

　　1、人类本性论

　　在梁先生看来，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乃是基于“人类的本性”。他说：

　　“德谟克拉西”又是怎样来的呢？这是由人类的觉醒——觉醒人类的本性——不埋没在宗教教会、罗马法皇、封建诸侯底下而解放出来。……他们是由觉醒人类的本性，来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要做现世人的生活，不梦想他世神的生活。[48]

　　这是典型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性解放观念，所以，梁先生说：

　　于是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新潮流发生出来，所谓“文艺复兴”便是当时的人因为借着研究古希腊的文艺，引起希腊的思想、人生态度，把一副向天的面孔又回转到人类世界来了。[49]

　　照梁先生这里的意思，西方的人生态度、文化精神乃是出自人类的本性；这种本性包括“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即上文谈到的梁先生所主张的个人权利。然而这样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的精神不是出自人类本性的，而是违反人性的。除非三种人生态度、文化精神都是出自人类本性的；然而，同一的人类本性何以竟会生出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这些都是梁先生始料未及的问题。由此可见，用先验的或先天的人性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做法，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梁先生全盘西化论的哲学根据，更重要的并不是上述人类本性论，而是生活意志论，这两者之间是并不一致的。

　　2、生活意志论

　　众所周知，梁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存在论，核心范畴乃是“生活”，我称之为“生活论转向”[50]。他说：

　　照我们的意思，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尔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这样大的生活是生活的真相，生活的真解。[51]

　　然而，在梁先生那里，“生活”其实还不是最根本的范畴；最根本的范畴是“意欲”（will）。他说：

　　我以为我们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个方法。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通是个民族，通是个生活，何以他那表现出来的生活样法成了两异的采色？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然则你要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你只要去看文化的根原的意欲，这家的方向如何与他家的不同。[52]

　　显然，这个“意欲”概念受到了西方生命意志哲学的影响。[53] 这也表明，梁先生的哲学形上学也是某种程度地西化的产物。此外，梁先生的思想还受到佛学唯识宗的影响。他说：

　　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这个“事”是什么？照我们的意思，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 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因此生活就成了无已的“相续”。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在这些工具之后则有为此等工具所自产出而操之以事寻问者，我们叫他大潜力、或大要求、或大意欲——没尽的意欲。当乎这些工具之前的，则有殆成定局，在一期内——人的一生——不变更，虽还是要相续而转，而貌似坚顽重滞之宇宙 ——“真异熟果”。现在所谓小范围的生活——表层生活——就是这“大意欲”对于这“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用这六样工具居间活动所连续而发一问一答的“事”是也。[54]

　　因此，梁先生的意志论哲学，亦可称为“唯识论的意志论”。

　　总之，在梁先生看来，宇宙、生活、一切皆出于意欲而归于意欲；西方文化出自“奋力向前”的意欲，中国文化出自“调和持中”的意欲，印度文化出自“反身向后”的意欲，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必经的阶段；中国社会尚未充分实现西方文化“奋力向前”的意欲，便过早地表现出“调和持中”的意欲，是为“早熟”、发育不良，所以当务之急乃是全盘西化。

　　结语

　　梁先生所说的“全盘承受”、“通盘受用西方化”，胡适的表达则是“全盘西化”，两者的含义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胡适正式提出“全盘西化”一词，时间更晚，是在他1929年所作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而且，他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55]，这里的关键词是“现代文明”，表明这并不是“中西”问题，而是“古今”问题。1935年，胡适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指出“全盘西化”一词招致诸多无谓的争议，不妨改作“充分世界化”。[56]

　　胡适指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样有古今之变，“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57]；例如科学，“在历史上，我们看出那现在科学化（实在还是很浅薄的科学化）的欧洲民族也曾经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也曾有过寺院制度，也曾做过种种苦修的生活，也曾极力压抑科学，也曾有过严厉的清净教风，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多少独立思想的人”[58]。

　　梁先生也有类似的表达，表明“西化”其实并非“中西”问题，而是“古今”问题。例如，他指出：

　　社会生活方面，西洋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东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却早已改变了；至于家庭、社会，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比西洋少走了一步！[59]

　　有趣的是，被视为“全盘西化”代表人物的胡适，却对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进行了批评，他在1923年发表的《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指出：“东西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决不是‘连根拔去’和‘翻身变成世界文化’两条路所能完全包括。”[60] 例如科学，针对梁先生“科学方法在中国简直没有”的观点，胡适提出：“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程颐、朱熹一派认定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大胆的疑古，小心的考证，十分明显的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61] 由此看来，梁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甚至比胡适的更彻底。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所谓“西化”或“西方化”，本质上乃是现代化；只不过西方率先现代化，人们便将现代化误认为“西化”。这就是说，所谓“西化”问题并非共时性的“中西”问题，而是历时性的“古今”问题。人类这种现代化的“意欲”并不是来自所谓“人类的本性”，而是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