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文之德
在《国语》《左传》里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是《国语·周语上》讲“先王耀德不观兵”，又说“非务武也”，先王把德作为最大的光耀，而不是把兵力军力作为他追求的东西。“耀德不务武”反映了当时德政的基本理念。在春秋时代，战争是国家最大的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可是，在周代的文化里面，虽然大家把战争看成是头等大事，但从价值的理念讲，不追求炫耀武力兵力，而强调耀德，强调德行的光芒。
所以《左传·庄公八年》讲“务修德以待时”，不能追求武力，务修德以等待时机，重视德政，一定要以修德为主；又说“务德而安民”(《哀公十年》)，务德的目的是安民；还说“以德和民”(《隐公四年》)，都是追求道德的领导、道德的教化。一方面安民，使民能够得到安养，同时“以德和民”，使社会大众和谐相处。
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虽众，无所用之”(《僖公四年》)，前面把德与兵相对，这里把德与力相对，这跟后来《孟子》所讲的都是一致的，跟诸侯的关系，也要用德来处理，而不是以兵力、军力。所以贯穿内政外交整个理念，都突出德的观念，这是很明确的。在西周的后期及春秋时代，这种因素越来越多。
《左传·文公七年》还说“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大事，相比早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讲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正德，利用，厚生”，把正德放在第一位，这也预示着以德治国的理念慢慢在萌芽，到孔子时代正式形成。所以讲周文之德，这个基本的治国的理念这时已经树立起来了。
不仅是治国理念，个人德行方面也是如此。这些个人的德行不仅对于贵族适用，对于人民也适用。在整个周文里面，从西周到春秋，出现了很多有关于个人德行的德目表。如九德说，《逸周书·宝典解》讲九德:孝、悌、慈惠、忠恕、中正、恭逊、宽弘、温直、兼武；《逸周书·文政解》还提出了九行:仁、行、让、信、固、治、义、意、勇。这两种九德代表了西周文化里强调个人德行的一面。另外，《国语·周语下》里的十一德: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
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德目表，至少有十几种德目表，每一种德目表列举的德行德目都不一样，但是都非常详细。每个德目表里，德目的重要性次序也不一样，这说明这个时代人们对德行非常关注，但是对于德行和德目，还没有一种统一的见解。什么德行是最重要的，这个序列怎么排都是不一致的。
但无论如何，从西周到春秋，周文之德已经构成了周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后来孔子所讲仁的观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德目表都把仁放第一位，把仁义放在第一位。比如在九德系统里，是孝、悌在前面，《周语》十一德系统里是敬在前面。这些与后来孔子所创立的仁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这些德目表里，仁只是众德之一，还没有明显地突出于诸德之上。
《国语·周语下》关于十一德的讨论意味深长，可以进一步探究。其原文说:“晋孙谈之子周适周，事单襄公，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义必及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辩，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让必及敌；晋国有忧未尝不戚，有庆未尝不怡。”
“谈”指晋襄公之孙惠伯谈，他的儿子叫“周”，后来做了晋悼公。“周”在继位以前，到周去侍奉单襄公。周朝大夫非常赞赏“周”，说他的德行非常完美。是不是晋悼公年轻的时候德行真得很完美呢?这个我们不必去论证，我们所关注的是当时人们要赞美一个人的德行完美，他用什么样的标准和什么样的德目表。
上面那些赞美的话，实际上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四个无”，第二部分讲“十一个言”，第三部分讲了“两个未尝不”。“四个无”就是“立无跛，视无还，听无耸，言无远”，中间讲的十一言“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等，最后是“两个未尝不”，他虽然在周天子身边，可是对晋国的事，非常关心。“四无”对德行的描述，相对来讲是外在的，就是站的时候双腿并直不弯曲，看的时候不会左顾右盼，听的时候从来不拉长耳朵，说话都是讲确信的事情，“不无远”意思是不好高骛远。
第二部分“十一言”是对德行的描述，讲到敬，一定要表示对天的敬畏；讲到忠，一定要发自内心；讲到信，必须从自己身上做起；讲到仁，必施爱及于他人；讲到义，必能兼顾于利；讲到智，他重视处理事务，而不流于虚浮；讲到勇，必定有所约束；讲到教，必强调分辨是非；讲到孝，一定相信鬼神(古代讲孝，主要是直接对自己活着的父母，这里强调对死去的祖先，也一定要相信鬼神，孝及祖先)；讲到惠，一定致力于亲和；讲到让，即使对敌人也会先礼后兵。最后讲到对自己的国家，晋国有忧患，未尝不忧愁，晋国有喜庆，未尝不喜悦。
如果我们光就德目来讲，这里有十一个德目: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当然，“立无跛，视无还”等虽然不是通过德目来讲的，但也是一种德行的描述。最后讲的其实是忧国爱国之心。如果把前面“四无”，及后面“有忧未偿无戚，有庆未尝不怡”合成一个爱国的话，那么在这个论述里边，可以说一共提出了十六个德目。这个德目表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前期，应该是有代表性，反映了周文之德的细密性。
就个人德行而言，这是最全面的表达。因为“周”身上有这么多美德，单襄公生重病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单顷公就讲“必善晋周，将得晋国”，然后说他“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就是他的德行总体来讲，达到了“文”。单襄公又展开说“敬，文之恭；忠，文之实；信，文之孚；仁，文之爱”，等等，把十一个德行都在“文”这个总德目下作了一个特殊的说明。
最后又说“为晋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认为他这样的德行的人，一定能做国君。在单襄公对“周”的评论里面，他还把第一部分“四无”变成德的语言来表达了，说“立无跛，正也；视无还，端也；听无声，成也；言无远，慎也”，就是说把前四点用“正、端、成、慎”四德表达出来。他把“周”对于晋国“两个未尝不”，合起来叫“为国休戚”。
单襄公这个评价也是把前面四个换成了德行的德目，把最后两个合成了一个，一共提出了十六个德目。这十六个德目就是:敬、忠、信、仁、义、智、勇、孝、惠、让、慎、成、端、正，为国休戚。当然这十一德的内部可以分别，比如说“正”“端”“成”“慎”，它对于十一德来讲，可能是带有辅助性。单襄公也说“慎成端正，德之相也”，带有辅助的意思。
而其他的十一德，是他的基本德行。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德目表里面，其分类非常完整细密。它既有“慎”“成”“端”“正”个人的德行，又有“敬”“忠”“信”“仁”之类的社会性德行，最后还有一个“为晋休戚”，跟国族的兴旺发达忧患密切联系起来的政治德行。
我们最后要关注的，就是在单襄公的讲话里面，他把这些德行都纳入到“文”的概念，使“文”成为一个总的概念。“文”是德行的总名，每一个德目都是反映了“文”的某一个方面。在周代，从文王开始，对其文化本来就是用“文”来表达的。
从周的立场来讲，它是把整个德行的总体用“文”来把握。当然后来到了孔子，可以说把德行的总体换成了“仁”来表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孔子以后早期儒家的德行论是对西周春秋德行论的一种继承，西周春秋的德行论，为儒家早期的德行论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古代不像近人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但是古人的有些讲法，在近人原儒的时候，其实被忽略了。章太炎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把古人的很多论述全甩在一边。这里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古人论儒的一些代表性讲法。
第一，六艺说。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太史公对儒的了解，是以六艺作为首要的基点，这是很重要的；其次他把“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看作是儒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
所以“以六艺为法”，也可以说是以六艺为体，“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是其用，强调儒的社会作用功能，是要建立政治伦理的秩序。这是百家都不能够取代的社会效能。太史公这个讲法，虽然没有讲儒的原起、根源，但是他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种思想，因为他是以六艺作为把握儒学的一个基本点。这个讲法意味着儒家的出现兴起，是起于对六经的传承解释。
第二，“述周说”。
《淮南子·要略》说:“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这是说儒者之学的产生起源，是继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传统。所以整个周文与周道是儒者之学的根源，换言之，它不是像《太史公自序》里那样泛括六经，而重点强调六经中的周道、周文。
第三，“王官说”。
《汉书·艺文志》以诸子百家皆出于王官，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袓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里以儒家出于司徒之官。
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刘歆《七略》。胡适不赞成这种讲法，他认为诸子思想主要还是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当然，胡适的说法也有一定的偏差，我们还是要看其文化的传承。“王官说”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从教化的角度来分析根源，它不是从《周书》的政治思想，或者宗教观出发的，而是着眼在教化论。
从这点来讲，是有其合理之处。另外，教化会涉及到执掌教化的职官的功能，所以他提出司徒之官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是他没有讲出司徒之官的功能与教化的明确关系，这就既忽略文化的传统，也忽略了西周以来的整个政教传统。在这个职官的执掌之下，几百年的政教的传统，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即便如此，“王官说”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近代的学者都是从《说文解字》出发，如章太炎发挥“术士”，胡适发挥“儒者柔也”，都忽视了《说文解字》之前，比它更权威的，像上面我们说的《史记》《汉书》以及《淮南子》的说法。这些说法都在《说文解字》之前，都有其合理性，如注重从六经的角度，注重从述周的角度，注重从教化的角度，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全面论述儒家思想根源的重要借鉴。
研究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发展历程，我们会得到一种相当明晰的印象:在春秋末期，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中，它们所发展的那些思想文化内容，不是在与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方向对抗断裂中产生的。因为西方讲轴心时代，特别强调是在与前轴心时代相对抗断裂而产生的。但是在中国轴心时代，最大的代表孔子和儒家思想，它与前轴心时代的西周礼乐文化有一脉相承的连接关系。
这跟西方思想史的发展是不同的，正如杨向奎先生在其关于宗周文明的研究著作里面指出的，“没有周公就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就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12】。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周公，就没有礼乐文明，也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他还讲“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13】，就是有了周公之道，才有孔子之道。周公之道是讲德礼，孔子儒家思想是讲仁礼。杨先生这些讲法相当精到。
孔子对周公是倾心敬仰，后来荀子也把周公作为第一代大儒。这些其实都已经明确指示出儒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说，西周的礼乐文化就是儒家所产生的文化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行基础。同时，西周的礼乐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产物。
中国早期的上古文化，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最后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发展为周代的礼乐，以礼乐为主的伦理宗教，这些是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文化产生的深厚根基。
再往前溯源，从龙山文化以降，经历了中原不同区域文化乃至周边区域文化的融合发展，在政治文化、宗教信仰、道德情感等方面，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逐渐发展出一种比较统一的精神，这个精神在西周开始定型。
这种统一的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表现为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这些既是世界的，也是宇宙的，最后是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西周时代开始，人本主义思潮开始发展，到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形成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
因此，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初期以来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体现了三代传衍下来的传统及其养育的精神气质。因此，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进程的内在联系，远远不是字源学研究把“儒”解释为商周的一种巫士、术士所能揭示。我们必须在一个综合性的思想文化研究中，才能把它展示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灿烂的重要部分，但是它不是孤立发展的，它是内在于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所以它的发展一方面紧密联系着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总体，另一方面又对中华文明总体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注释
1[汉]许慎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9页。
2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下卷《原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4页。
3同上，第104页。
4同上，第105页。
5详细可参见胡适:《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1《说儒》，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6参见冯友兰:《原儒墨》，《三松堂全集》第1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7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
8详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附录《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9孙冶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第3册第1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8页。
10同上，第750页。
11同上，第109页。
12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
13同上，第279页。
作者简介：陈来，男，西历一九五二年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矿冶学院（现名中南大学）地质系本科毕业。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哲学硕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哲学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央文史馆馆员、国务院参事。著有：《朱熹哲学研究》《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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