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24日），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日子。尽管费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十五年，但他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著述，仍是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经典文本。费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创造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等社会学概念，正以更为广泛的形式，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传播。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节选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先生为《大家小书·乡土中国》所写的部分导读，与大家一起重探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心路。
费孝通（1910--2005）
费孝通先生生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江苏吴江人。费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社会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入清华大学、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云南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在这段时间，费先生将开设的“乡村社会学”课程的讲义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并于1948年正式结集出版。至今此书重版过多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名著，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乡土中国》是对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研究。通过此书，我们可以了解社会学研究社会的一些基本视角和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得到对中国社会的许多认识，这些认识直到今天仍不过时，显示出社会学深刻的洞察力。用费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本书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在社会学看来，社会结构是一种深层的、文化的构造，相当于一个社会的“基因”，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轻易发生变化。
费先生在书中说，中国人即使到了西伯利亚，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撒些种子，看看能不能种地。有些时候，人们的行为也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但这经常是“基因”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性表现，表面上的变化，正好表示“基因”的不变。如传统的中国人有了钱就会买地，买地是为了传家，土地有着超出资本和财产含义的意义。当前的中国，土地不能买卖，但大部分中国人对待房产的态度与传统中国人对待土地的态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人们在具体的环境下不断变化的态度和行为去看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什么重要的特征呢？
费先生是从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入手的。他提出了两个中国社会学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的概念——“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分别用来指代中国人之间与西方人之间社会交往的特点。在差序格局中，人们按照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与对方交往的方式，而在团体格局中，人们在同一团体内的交往是平等无差别的，只有在团体之间才有鲜明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概念是对交往方式的高度概括，是社会结构的“特征”，并非是指西方人没有亲疏远近的关系，也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团体之间的界限。
所谓“社会结构”，是说中国人会将支配差序格局的原则应用于所有的社会交往中，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社会交往的伦理和道德。用费先生的话来说，叫作“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里的“私人”一词并无贬义，是相对于“团体”一词而言，指人们交往时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因差序关系而异，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有义、朋友有信等，不能将用于父子的道德使用到朋友关系中去，你认定对方和你是什么关系，必有一种应用于这种关系的道德原则去遵循。而这些道德原则“附着于”差序的关系上，因此差序格局中没有普遍平等的爱，也不赞成“兼爱”。孔子所说的“仁”与“仁者爱人”，是依照差序格局，对关系亲近者应该用“亲亲”的原则，对关系疏远者则不必那么“亲”，这并非对疏远者有什么歧视，或不公，因为疏远者本身也有他自己亲近的人。
所以，差序格局是一种基本而普遍的结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差序格局”。因此，差序格局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就是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其关键在于有层次、有次序。这种“社会结构”本身与一个人德性的好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说差序格局导致人自私。比较准确地说，一个自私的人在差序格局中不能“推”，最自私的人甚至不能推及其父母妻子。一个有德性的人在于能“推”，而不是简单地能“爱”。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二个人如果爱路人而不顾父母妻子，则不被看作是有德性的人，而在另外的社会中，他这种做法则有可能被视为高尚无私和伟大的行为。所以，对他人有同情心是所有社会所崇尚的普遍价值，但是如何去施展和推广同情心，则社会与社会、文化与文化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费先生就是用了社会结构来解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行为差别，中国人讲究由爱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到爱陌生人的次序，虽然也可以“平天下”“保四海”，但从西方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从根本上就是“私”的。
社会结构是在一个文明的传统中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至为深远，我们经常会“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例如我们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的时候，并非观察他对自己好不好，而是要观察他对自己的父母兄弟、朋友同事好不好，并以此来决定是否可以信任他。这就是不自觉地用了差序格局背后的道德原则来观察人和社会——因为一个对他自己的父母兄弟都不好的人忽然对别人好，很可能不是真的“好”。爱国是一种崇高的品质，但是爱国也和爱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古人说“家国天下”，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也是差序格局原则的重要体现。
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这是费先生在书中再三致意的主要观点。虽然全世界的人都有家，但是中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是“个体本位”的“团体”社会，家被看作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组成的生育抚育组织，费先生说“以夫妇为主轴”，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都围绕着生育抚育功能展开。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家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只因其“社会角色”不同、功能有异而有差别，其个体本位的关系本质是相同的。
中国社会是个“家庭本位”的“差序”社会，家不但有着生育抚育功能，而且有教育和赡养功能，在传统社会中还担负了社会治理的功能，从生产生活、治安治水到村庄秩序，无不以家为核心来展开。家的结构和差序结局一样，是一层层的、没有明显边界的。所以费先生宁愿把家叫作“小家族”，而不愿做“家庭”与“家族”的区分，因为家庭与家族只有大小的差别，并元结构和功能上的不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以父子为主轴”，可以向上追溯至已经去世的祖先，向下延伸至尚未出生的子孙，向旁扩展至自己及父亲、祖父的兄弟姐妹及其后代。不但如此，人们常常把和自己没有血缘、亲缘的社会关系比拟于家庭关系，好朋友会称兄道弟，老师会叫师父，领导会称为父母官，连陌生人都动辄以叔叔阿姨、兄弟姐妹相称，这与西方社会无论亲疏远近统统直呼其名的习俗迥然相异。
在中国，家被看作是小社会、是社会的缩影，而社会则是家的扩展和扩大。在家中，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明确，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彼此没有明确的独立性，讲道理的时候需要顾及感情，讲感情的时候也要顾及彼此的身份和关系，亲疏尊卑之间有分寸有尺度，人情事理兼顾，就是费先生所说的“契洽”。契洽的关系是一种彼此感通、情理交融的关系，强调的是关系和谐而非个体的独立性，强调的是互相体谅而非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契洽”关系，在那些亲密和亲近的关系里更强调情感，随着关系的疏远更强调事理，但是无论关系远近，人情事理都不能少是这种关系的基本要求。如来说差序格局的社会或者家庭扩大化的社会有什么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的话，对人情事理的自觉要求和互相体谅就是中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
我们如果明白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就很容易理解费先生在此书后半部分所讲的传统政治的礼治和无讼等特征了。所谓礼治，当然不是法治，但也不是“人治”，实际上是依“道德”而治，或许可以叫作“德治”。而所谓“德”先是人们对自己身心言行的自我要求。与法治相比，德治更注重教育和启发而非责任和惩罚。在中国社会，人们不是一面在生活中全力进行利益博弈和权力争夺，一面在教堂里全力反省和忏悔，而是在进行利益博弈和权力争夺的时候不断辨别其中的道德意味，就是所渭的“义利之辩”。所以中国人的社会交往活动会往往具有很强的伦理意味和道德评判，这也是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
正文/周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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