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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林:祝勇的“苏东坡”

2021-02-02 09:41 来源:文学自由谈 作者:唐小林 阅读

作家祝勇

作家祝勇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是散文家祝勇的一部长达二十万字的散文著作。在该书的《后记》中,祝勇写道:“千古风流人物,我最想写的,就是苏东坡。不是写一篇文章,而是用一本书,表达我的敬意。”笔者在阅读了祝勇的这本书之后发现,书中那些有关苏东坡诗词和书画艺术的叙述,最多只不过是借助“故宫”二字作噱头,目的是吸引读者眼球。这部书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个根本不了解苏轼的人,在大谈苏东坡。

“粉”一个苏东坡这样的古代名人,虽不至于像现在的“粉丝”那样把他的生辰八字祖宗八代都摸个门儿清,但最起码也别把他的基本生平弄岔了吧?祝勇就能这么干。他好像对苏东坡了解得还并不够,就急吼吼地贸然下笔,率尔操觚:

苏东坡原本就出生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

祝勇不知道,苏东坡不但从未在官场上“风流”过,而且始终是仕途蹭蹬。他更不知道,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出生在眉山城西南隅的纱縠行私第,也就是说,苏东坡的祖父是经营丝绸生意的。眉山那条著名的纱縠行老街,正是因此而得名。苏东坡的母亲程氏,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在当时的眉州,程、石、苏三大家族中,程家是最富裕的,苏东坡母亲的家庭,是当时眉州的“首富”。苏东坡和弟弟苏辙也是出生在此。童年的苏轼,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冻馁之忧,而是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无忧无虑地饱读诗书,开开心心地尽情玩耍。在苏东坡的家乡,长期保持着三种近古的风俗,第一就是“贵经术而重氏族”:“大家显人,以门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谓之江乡。非此族也,虽贵且富,不通婚姻。”两家通婚,必须门当户对。想不到,祝勇居然把苏东坡这样从未干过农活的家庭说成是农家。由此可以看出,祝勇在描写苏东坡时,从源头就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在祝勇的书中,这种想当然的描写,绝非仅见。

祝勇把自己的散文写作当成了“故事会”和文史“羊杂汤”,其烹饪方法,不外乎把人们早已熟悉的文人的故事、帝王将相的故事、政治家的故事、农民起义军的故事,乃至文物古迹的故事,当作火锅底料,再佐以大量虚构细节,进行“抒情化”写作。像下面这样的描写,就是一例:

今天我们想象他(苏东坡)当时呼喊与奔跑的样子,内心都会感到畅快。因为他不只烧去了地上的杂草,也烧去了他心里的杂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开始务实地面对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顿,他懂得了自己无论站在哪里,都应当从脚下的土壤中汲取营养。火在荒原上烧起来,像有一支画笔,涂改了大地的景物。

苏东坡赴黄州,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浪漫旅行,而是作为一个被朝廷特别监管,遣送到此接受改造的有罪之人,哪里会像祝勇描写的这样欢天喜地,手舞足蹈?

又如:

……在此时的苏东坡看来,那泥土也不再肮脏和卑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花变成泥土,再变成养分,去滋养花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貌似朴素的泥土,也是不凡的。从这两句里,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内心已经从痛苦的挣扎中解脱出来,走向宽阔与平静。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本是清代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怎么被宋朝的苏东坡给超时空“剧透”了?

煽煽情倒也罢了,更让人无法消受的是这些形形色色的硬伤:

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写下著名的《岳阳楼记》那一年,宋夏签订和平协议,战争结束了,英雄失去了价值,郭纶于是骑上他的青白马,挎上曾经让敌军胆寒的弓箭,孤孤单单地踏上远行的路。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四川来的,更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只是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与苏轼迎面相遇。

于是,年轻的苏轼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开篇明明交代得清清楚楚:“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属予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在庆历五年,即1045年。这一年,苏东坡刚满九岁,还是个儿童,距祝勇所说的“年轻”还差十好几年——据笔者所知,苏轼写作《郭纶》这首诗时,是二十三岁。

更为吊诡的是这样的描写:

他(苏东坡)甚至写了《猪肉颂》,为不知猪肉可食的黄州人发明了一道美食,使他的城郭人民,不再“只见过猪跑,没吃过猪肉”。那道美食,就是今天仍令人口水横流的东坡肉。

既然黄州人不知道猪肉可食,那么他们养猪来干啥?难道是当宠物养来玩?一头猪一年究竟要吃多少饲料?养猪究竟有多辛苦?咱不至于为了歌颂苏东坡而贬低黄州人吧?——哦,不,怪只怪祝勇没读懂《猪肉颂》。苏东坡在诗中明明说的是“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即富贵人家不屑吃猪肉,嫌它低档,贫困人家却又吃不起,更不会苏东坡这样的烹饪方法,他哪里说黄州人不知道猪肉可吃了?

祝勇在《散文叛徒》一书中说:“虚构的现象在散文写作中不可避免,包括那些标榜‘真实’的写作者,但散文的虚构与小说的虚构不同,小说的虚构是整体性的,而散文的虚构,往往是细节性的,它不能捏造,而只能使叙事更加完善、更加真实。”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祝勇甚至主张“有必要将散文的‘真实原则’更改为‘真诚原则’”。

照祝勇这样的逻辑,散文就成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真假难辨的文字。当然,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实践的。

(《文学自由谈》2020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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