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到当下，早已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任何一种创作方法都不能也不该成为唯一的标准范式。针对某些认为现实主义应当成为压倒一切的创作方法的观念，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指出，现实主义不能被用做指认电影的政治正当性及美学合法性的标签，似乎只要一说谁是现实主义，谁就立马变得理直气壮了。王一川说，“在多种表现手段、制作手法都可以相互并存和争鸣的今天，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应有各自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都可以在中国电影界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只不过，现实主义在直面当下现实生活、反思现实变革方面确有其独特优势罢了。”
张延纪也认为，“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是因为当前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出现了现实主义贫乏和缺失的现象。在成熟的电影创作格局中，多种风格样式应该是合理共存的，现实主义也只能占据一席之地，而不能成为‘霸主’。”
面对商业大片的冲击，很多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中小成本影片要么干脆无法上映，要么即便进了院线也只能遭遇“一日游”的尴尬境地。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认为现实主义与电影的商业化、市场化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张延纪指出，二者绝不矛盾。“相反，如果得到合理运用，现实主义恰恰可以成为商业化、市场化的重要助力。《人在囧途》《观音山》等影片的票房成功绝好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赵卫防亦指出，应当在创作中努力探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类型化等商业手段结合的可能性：“现实主义从理论内涵到创作实践都不排斥商业化，甚至充斥着积极的可接受性。《马路天使》《一江春水向东流》《红高粱》等成功的现实主义电影都与类型化等商业手段结合得非常成功，这些影片不拘泥于绝对写实，而是巧妙地把虚构、类型等商业手段和现实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使影片在不失观赏性的同时，又将作者的思想和影片的现实意味传达给观众。”赵卫防认为近年来几部优秀现实主义电影的相继诞生也证明了现实主义和商业性绝非一对天敌：“比如《天狗》和悬疑类型的结合，《集结号》与战争类型的结合，《十月围城》和动作类型的结合，《唐山大地震》与灾难类型的结合，《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明星化、类型化以及熟悉历史的陌生化表述等手法，都运用得十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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