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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时光玫瑰
——策兰的成长与创伤
在策兰的一首名为《冬》（也有策兰的诗歌编辑人直接以第一句诗“下雪了，妈妈，雪落在乌克兰”作为标题）中，他写道：
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
正在熄灭。一朵。永远的一朵……
那会是什么呢，妈妈：成长还是创伤——
是否我也陷进了乌克兰的积雪？——《冬》（孟明译）
这首诗正是策兰得知母亲被纳粹枪决之后而创作的。“下雪了，妈妈，雪落在乌克兰”成为策兰反复呼唤逝去母亲的开始。
1920年11月23 日，保罗·策兰出生在布科维纳地区的首府切尔诺维兹，他的原名叫保罗·安切尔。那里的10 万居民中有近一半是犹太人，他们称这个地方叫“小维也纳”。母亲一直教授他纯正的德语，母亲认为“德语更加重要”，她花费一辈子的精力保证儿子一定要讲文雅纯正的德语，同时她本人就特别喜欢德国古典文学，因而“母亲”和“母语”在情感和记忆深处合二为一了。在诗中，策兰曾经写过：文字是母亲的监房，因而母亲对于策兰而言也是缪斯的化身。由于身为犹太人，父亲强调儿子的犹太式教育，他让保罗上希伯来语的学校，以传承犹太人的精神传统，因而“希伯来语”与“父亲”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保罗的青少年时代，他深受多种文化浸染：他的家庭打上了犹太文化与奥地利-日耳曼文化的印记，他在多种语言混杂（有德语、乌克兰语、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等）的环境下度过，并会说多种语言。可以从一个事例获知他的希伯来语水准：他访问以色列时，当耶胡达·阿米亥朗诵他翻译成希伯来语的策兰诗歌时，策兰能及时地提出改善的建议。
六岁时，保罗就显示出对诗歌的特别兴趣。他回忆说：“当时我六岁，已经能够背诵席勒的‘钟声之歌’”。
十三岁，保罗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1934年1月，他给他的姨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抱怨说，“按道理”，他应该在班上排第一而不是第二名。为了说明如何不走运，他（用带有嘲讽意味的、就事论事的措辞一本正经地）自夸说，他“属于闪族人的犹太分支……是啊，至于我们学校的反犹太思潮，我可以就此写一部300 页的大部头”。少年时代的反犹思潮必然地一直延续了下去，并发展成一种不可救赎的灾难。保罗多舛的命运和深邃悠远的作品也必然地与这一思潮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了。
1933年成人礼之后，保罗一度参加过“一个主要有犹太人组成的、怀疑是反法西斯性质的青年团体”。这个团体甚至有明显的亲共产主义倾向。但保罗很快就对此失去了兴趣。然而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却倍感亲切，策兰称自己是“在彼得·克鲁泡特金和古斯塔夫·兰道尔著作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 作为俄国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克鲁泡特金宣称改善人类现状的方法是合作而不是竞争；而兰道尔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深受克鲁泡特金影响，主张以消极抵制代替暴力反抗。
在阅读口味上，少年时期的保罗与大家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读歌德、席勒的作品，也读一些与他意气相投和能启发思想的作家，如海涅、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尼采、魏尔伦、韩波以及后来的霍夫曼斯塔尔及卡夫卡”（见费尔斯坦纳《保罗·策兰传》）。当然，他很早就显示出对德语诗人里尔克的特别喜爱，这也昭显了他作为诗人的美学品味。据他早期的一位同学回忆，他们在乡间的一次夏日漫步，他们躺在树阴下，突然，保罗开始背诵里尔克有关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诗《橄榄园》。这首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独自担负着人类的苦难，
那是由于你，我曾经应许。
但你并不存在。啊，莫名的羞惭……
然后听说：有一位天使到来。——里尔克《橄榄园》（陈敬容 译）
之后，策兰写作的那些蕴藏着巨大力量的诗歌，正成为“人类的苦难”。而他无可选择地独自担负着这些苦难。
保罗·安切尔长得英俊有型，气质高雅，这可以从很多他的照片中看出来。其中一张摄于1937年2月的切尔诺维兹，他的朋友珀尔·菲奇曼保留着这张照片，并在多年后展示给策兰专家费尔斯坦纳看，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朋友保罗：“苗条、深色头发和眼睛，英俊，长得有诗意，笑声文雅而特别……可以说，保罗有些矜持，他有一张杏仁脸……他的声音轻柔悦耳……柔和轻快的嗓音。他的幽默犀利尖锐，又显得十分谦逊。”这几乎是让人嫉妒的完美青年！
1938年11月9日，年轻的保罗前往法国，准备学习医学。这次法国之行，并没有使他成为医生，最大的收获是遭遇了超现实主义。其时，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法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布勒东、艾吕雅和杜尚组织了一场国际知名的展览，使超现实主义运动达到了顶峰。据我个人的判断，虽然在其后保罗尚未完全向超现实主义精神敞开大门，但也就在这一阶段，保罗接受了超现实主义，而且日后超现实主义成为了他最主要的美学方式。
二战爆发，1941年7月5日，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占领了切尔诺维兹。很快，德国人摧毁了在此生活了600年之久的犹太人：烧毁犹太会堂，强制佩戴黄色徽章，烧杀抢掠，把犹太人感到聚集区……纳粹德国强迫犹太人佩带黄色徽章，上面写上“犹太人”，并附上六角星，1941年9月5日这一行为得到推广，被希特勒核准实施。因而徽章和六角星也被称为“耻辱之星”。保罗也被迫佩戴了黄色徽章，因而这一耻辱、灾难的印记以后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诗歌中。
纳粹占领切尔诺维兹后，“保罗被强制从事体力劳动，在普鲁特河大桥搬运废渣，在毁坏的邮局清理垃圾。后来，他的任务变成收集和销毁俄国书籍”。同时，保罗开始他的诗歌写作，并初步呈现出其独特的美学风格。犹太人从事艺术工作，即意味着从事“被追捕、被嘲笑、被判处死刑的艺术”（米兰·昆德拉），在书籍中，在电影里，我们常常看到：在刽子手的枪口下，那些艺术家演奏着被判刑的音乐。正如策兰的《死亡赋格》中描绘的那样：你们这边铁锹下深一点，那边的继续奏乐跳舞……他大叫把死亡奏得甜蜜些……
1942年6月27日，保罗的父母被纳粹带走。据幸存下来犹太人零星的回忆，“他父母被关在运牲口的车厢里，火车在炎炎夏日里开了5天，之后他们被关进布格河南边的马厩。他们或是去修路，或是去采石场劳动，都是苦活，还要遭受党卫军和乌克兰守卫的残酷对待。”
之后，是接连而至的死亡：先是父亲死于伤寒，接着是母亲不适合劳动而被枪决。但这些消息是保罗延迟得到了，他满怀伤痛和悲愤，写作了诗歌《冬》。妈妈，成长还是创伤？我想，对于保罗而言，父母的死亡是他生命中不可逾越的命运，是诗人成长的必然遭遇，只不过，这种成长以巨大的创伤深深地契刻在保罗的内心。“弦上偶尔悬着一朵时光玫瑰”，这时候的抒情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这朵时光的玫瑰滴着血，洒落在诗人前进的道路上。
所有的资料都已经无法探究策兰是如何从劳动营中逃脱的了。但可以肯定的是，1944年苏联红军向西推进的时候，保罗·安切尔不是逃走就是被释放了。在3月份，苏联红军到来之前，他就回到了家。当年秋天，他的家乡布科维纳被苏联吞并了。1945年4月，他离开家乡切尔诺维兹前往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直到离开布加勒斯特，策兰过上一段颇为安定甚至还能靠翻译诗歌挣钱的日子，同时也见证了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到来前一波解放浪潮。
策兰离开，带着他的不幸，终身没有卸下。他如此真实地保持了他生命的履历，并忠诚于内心。1947年，曾经在布加勒斯特读哲学学位的齐奥朗在巴黎写一本书，在书中，他写道：“诗人如果在出逃之际没有带上自己的不幸，他就会是真实世界一个卑劣的叛徒。”后来在巴黎，这两个来自罗马尼亚的无国籍者相遇了，他们之间说的很少，以至于没有什么谈话内容见诸文字。
这朵“时光玫瑰”的存在在诗人的内心已深深定居，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继续下去，诗人表达的动力被推到最紧张最极端的悬崖上，关于存在的气息无限地漫卷了他的文字。
在以后的岁月中，策兰对那段悲惨的往事几乎绝口不提。在一份简历中，他淡淡地说：“一个犹太人在战争年代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不用提及。”
1947年底，策兰意识到红色罗马尼亚并不适合他这样的诗人居住，于是冒险偷渡去了维也纳。维也纳，也只是短暂的淹留，1948年5月和6月，他与女诗人英格褒·巴赫曼相识相恋。7月策兰即前往巴黎。
1948年5月，犹太人都在庆祝以色列的复国。策兰并未选择前往以色列，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意识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身份，在法国，在尚属德语国家的辐射范围下，他将继续写作德语诗歌。他写信给他的亲戚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诗人放弃写作，即便他是一个犹太人，尽管他写诗所用的语言是德语。”同时，他还意识到自己作为犹太人留在欧洲的使命：“有些人必须要在欧洲把犹太精神的命运活到终点，也许我就是这样做的最后一批人之一。”
诗人将承担何种命运？策兰很早就意识他的命运，他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面影，他在《子午线——毕希纳文学奖获奖致辞》中，着重引用了毕希纳的小说《棱茨》中最后一句话：“他觉得自己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负担。——他就这样生活着。”以“不可避免的负担”为他的命运做了脚注。通过诗歌，策兰重新安顿自己，把握并穿越时代。
6
奥斯维辛之后
——策兰、阿多诺与摆脱“物化”的可能
二战彻底地改变了欧洲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地理位置。它深陷于接连不断的溃败之中，先是被它自身豢养的恶——纳粹德国打败，接着被美国人解放，被苏联人占领。它无可选择地面对着“被解放并且被占领”（米兰·昆德拉语）。一直以来，欧洲视自己的文化历史是全世界的典范与楷模，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但二战结束后，它感到的只是悲凉和卑微。
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家阿多诺提出，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格言是如此振聋发聩，如此闻名遐迩，因而遭受经常性的误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必须寻找阿多诺的思想背景，首先完成引用这段话才能正确地看待它：
社会化愈彻底，精神愈物化，精神脱离真实自我的物化过程愈悖谬，有关厄运的极端意识也有沦为空谈的危险。文化批评面对的，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的最后阶段：继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它也侵蚀了那样一种认识。这种认识说明，何以在今天写诗是不可能的。绝对物化以精神进步为前提性因素，如今正准备来全面地吞噬精神进步。
在奥斯维辛之后，在极端人类创伤之后，那些自以为是、裹布不前的哲学与思想再也无法构建符合真正尊重人性的主流价值。正如阿多诺自己说的那样，精神无法“自己来摆脱物化”。在这一语境下，“写诗”是精神化的手段，是人类寻找尊严新方向的途径，阿多诺对此感到深感绝望。他极端地表达说：“奥斯维辛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文化的迫切批评，全都是垃圾。……谁主张维系极其有罪、破败不堪的文化，谁就成了帮凶，而拒斥文化的人正在直接地催生文化呈现出来的那种野蛮。”
在广义的基础上来解读阿多诺的话，也就要求我们对待文化要有一颗开放澄明的心态，要有一种流动不居的超然。作为敏锐的思想家和美学家，阿多诺坚定地认为策兰是唯一可以和塞缪尔·贝克特站在一起的地道的战后作家，并在阅读策兰的《语言栅栏》诗集时作了大量注释。脆弱的策兰对于任何评论都异常地敏感，不管这些评论是针对于他的还是对于诗歌的，都会引起他强烈的情感，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习惯性的反抗姿态。因而，当“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在欧洲文化界成为响当当的格言警句（甚至是口头禅）之时，他的反感就不言而喻了。
当有人说阿多诺被迫收回他的那句格言，并修正为：“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因此关于奥斯威辛之后不能写诗的说法或许是错的。”我相信，这更多是出于一种怜悯之心，既然它是一种公开表态，也就表明这是阿多诺给予策兰情感上的安慰——出于理解而不是误解。
“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阿多诺不会不明白。但其他人，几乎是所有的大众以及后来者把两个事实混淆为一个事件了。这两个事实分别：一、奥斯维辛之后，所谓文化已成为垃圾，成为人类自我装扮的耻辱柱，艺术创作、写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便像写诗这样的美好的行为也不例外；二、就具体的事实而言，一个肉体和心灵均受到创伤的人有权利表达这些创伤。这一个事件呢，就是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么像策兰这样深入契进“奥斯维辛”记忆的诗人难道也是野蛮的吗？
悖论是显然的。误解既来自传播，也来自策兰本人。
阿多诺这一振聋发聩的沉思之语至今仍闪烁着光芒，而策兰写诗的“野蛮行径”的最终结果——那些在黑暗闪光的诗篇反过来继续证明了战后人类精神的沙漠化，同时也是摆脱“物化”的一种可能。
策兰被誉为继里尔克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我们越是深入阅读荷尔德林、里尔克与策兰，我们就会越明了：他们在我们身体最深刻的地方不停发酵，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化学反应，“我们会像吸纳一种恶习一样，把他们吸纳进我们自己”(齐奥朗语)。策兰的诗歌在某些时刻强化了我们孱弱的精神，弱化我们本已柔弱或貌似坚强的内心，直到有一天他用艺术的手段表达出的个人记忆成为人类记忆不可摒弃的一部分。
有时，我们谈起诗歌，会想到花朵。是的，于策兰而言，诗歌是罂粟之花，邪恶、苦涩，却从未干枯，在黑暗中成长，独自花开。策兰的诗歌就是在心灵和精神的废墟之上开放的花朵。
（本文发表《山花》A版 2012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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