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天：什么是魏晋时代的哲学课题(2)

汉末魏晋既有似战国，又有似西汉初年，所以一些政治思想家着力到诸子思想中去寻找智慧，一些政治思想家提出效法汉初黄老政治，结果都失败了。曹魏的名法之治在抑制豪强势力，加强王权上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刻薄寡恩造成了政权内部君臣离心、勾心斗角，难以协调和稳定，如要采取儒家的仁政，却已积重难返，要采取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却因门阀豪强势力强大，既无法推行“无为而治”，也无法使人民得到休息。所以何晏虽然天才地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时代哲学命题，但由于何晏只是立足于本体论，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重要性，他的目的和作用主在宣判两汉神学目的论哲学之“天命论”的死刑。老子的“无”即是道，何晏为什么不提“道”，因为“道”已被董仲舒改造和利用，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理论，赋予了“道”以神学的性质，使其在两汉哲学中形成了固定的观念。所以只有提“以无为本”，才能恢复老子道学的理性精神，并为时代理性哲学的发展确立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何劭《王弼传》谈到，王弼“其论道，附会文辞不如何晏”。“弼论道约美不如晏”。可见何晏是舍本攻末，虽博学研几，终未得要领也。致使他主持进行的正始改制，朝令暮改，不知所从，不仅把已经混乱的社会思想搞得更乱，而且也把政治搞得不可收拾。处在曹魏政权核心和思想界领袖地位的何晏，是感觉到了自己思想理论的严重缺陷，他能在前代无数经典文献中拈出《老子》、《周易》这两部典籍，来探索、研究，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政治思想家的慧眼。然而，他于“老子”、于“易”，苦思终不得其解，他看到了王弼的《老子注》，觉得超过自己，遂搁笔；而治《周易》又不解九事，终屈尊于管辂卜筮易学。这里的问题恐怕不在理解《老子》和《周易》的内容，在这方面他不仅长于王弼也当长于时人，因此得以居于思想界领袖的地位。而是在于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两部文献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或用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理解这两部典籍的问题。《南齐书·张绪传》记载云：“绪长于《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诸卦中所有时义，是其一也。”时义，即卦义。说何晏不理解卦义，这当是误会，因为当时已有大名鼎鼎的郑玄易学风行于世，郑易精解义理；他也不会屈尊于管辂的卜筮易学的，因管辂易学乃是汉易象数派之末流；何晏因未能悟透他所要求的问题，故只是谦逊应付而已。可惜当时王弼尚未完成《周易注》，借以释其怀也。这一时代哲学的艰巨历史任务，终于由王弼圆满地完成了。然而，毕竟不能过分地肯定何晏的哲学水平，因为他已看到了王弼的《老子注》，应该释难了。因为《老子指略》是王弼从《老子》中获得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也是他注释《老子》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是他注《周易》和著《论语释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何晏未能理解王弼的《老子注》，所以他只是甚奇弼，叹之日：“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并未明确王弼是在解决如何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更没有能意识到研究当时天人之际的时代课题的关键问题就是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的问题。何晏起重王弼，而未予以发挥作用，而且王弼又同权倾朝纲的大将军曹爽曾秘谈“论道移时”，却为爽嗤之。王弼因自己的理论未能为统治者所理解，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而灰心丧志，郁郁不乐。这恐怕不是何晏、曹爽并未感到王弼天才思想的重要性，而是由于“正始改制”已宣告失败，曹魏政权危机四伏。曹爽的专权，何晏的空谈，已失信于天下。司马氏集团阴谋篡权已在酝酿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曹爽、何晏不会不感到当时的迫切问题是如何维护曹魏政权惨遭覆灭的命运，而不是研究、探讨如何建构大一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问题了。随着曹氏政权的迅速灭亡，不仅曹爽、何晏一道惨遭司马氏杀戮，不堪经受政治变故之沉重打击的青年王弼随后也就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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