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那个手表停了的故事不同于瞎猜黑桃皇后。我们不说张三在瞎猜，而会说张三认为现在是12点。手表指针与“现在几点钟”有常规的联系，乃至于我们只要看一眼手表就敢说现在是几点钟。不过，这种联系还需要周边情况的支持，如果张三是在傍晚6点看表，他恐怕不会看看表针就称“现在是12点”。这里发生的类似于受骗：通常可以持为根据的，在特定情况下却不能持为根据。论争通常涉及的都是这种情况；争论时我们会大声说“你毫无道理”，但若对方真的什么道理都没有，你简直无法跟他争起来；论争多半是指出他持有的根据在这个特定情况其实并不提供支持。
§8.一方面，我们说到看法，意味着它们多多少少有点儿根据；另一方面，这些根据并不是看法的充分根据。我们的看法依赖于经验提供的线索，这些线索提示结论而非确立结论，从线索到结论需要判断。我们只在包含判断的情况中说到看法，如果已知情况足以确立结论，我们就不再说判断、看法。远远看到他的步态，我判断他是张三；他走到我面前，我不再判断他是张三。买了两斤苹果、三斤鸭梨，共买了5斤水果，最后这个结论不是一个判断或看法。
现在我用一个实例来说明此点。
我一直持有一个看法：《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不是肖洛霍夫。我第一次读这部长篇小说，就为它着迷，于是把肖洛霍夫的其他小说找来读，《被开垦的处女地》，《他们为祖国而战》，《一个人的遭遇》，结果颇为失望，它们与《静静的顿河》相比，不啻土丘之比太岳，于是我怀疑《静静的顿河》并非肖洛霍夫所著。细想，的确，《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时，肖洛霍夫不到20岁，第一部发表时也只有23岁，此前并没有丰富的阅历，而这部史诗一开篇就气象万千，人情世态在广阔的视野中次第展开，处处含蕴深厚的历史感。后来又读到肖洛霍夫剽窃白卫军官科尔乌可夫的故事，原来的看法就变得更坚定了。
也有很多人持相反的看法。尤其是1999年发现了《静静的顿河》的手稿，经专家鉴定确为肖洛霍夫手迹。但我不为所动。这份手稿的发现确实对我的看法提出重大的挑战，但不足以改变我的看法，因为它并没有抹去原来引发我产生怀疑的种种线索，例如它没有解释一个20来岁没有多少阅历的小青年怎么可能有那么深厚的历史感。发现手稿还到不了“事实俱在更有何话可说”的程度，事情也可以是，肖洛霍夫根据科尔乌可夫的原稿改写后留下了改写的稿子。有很多年我曾设想下一番苦功，证成自己的看法。
我有个看法，这个看法来自多种经验提供的线索；我的看法相当牢固，但它是个判断，离开定论还远，还需要多方面的论证，尤其是需要对相反看法做出回应。
§9.我介绍了我实际上持有的一个看法。这番介绍是否本身已经构成论证？
这番介绍的主要内容是：哪些事情让我产生了这个看法。这些事情合情合理地导致我持有这种看法，就此而言，我已经开始论证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复述往事等同于论证。这些事情是在一些具体背景下让我产生了这个看法的。产生这个看法的时候，我也许正处在凡事都爱起疑的心境里；我也许在为某个成名作家剽窃了默默无闻的我的一个故事构想愤愤不平；我也许痛恨一个作家在专制制度下名声显赫；我也许刚好听到一个传言，说流传为毛主席新诗词的那些诗词其实是一个叫陈明远的年轻人写的。我今天介绍这个看法是怎样产生的，略去了这些内容。我选取的内容，是那些跟我的特殊状况没多大关系的事情。
赫拉克里特说：逻各斯是公共的。近世谈到公共性，主要指外部可观察。我饿，你不相信，我告诉你，我早饭午饭都没吃。没吃早饭午饭是可查证的事情，是“外部可公共观察”的事情。与此相仿的是记忆。我清楚记得昨天先见到张三后见到李四，但你也许不相信，我告诉你，我从张三那里拿到一本书把它转交给了李四；按照时间的逻辑，我必定先见到张三。但这里说到逻各斯的公共性，远不止于外部可观察性，而是合乎常理，因此是公共可接受的。所要论证之点，总是多多少少未被接受的，而要获得接受，就须连到听众认可的常理之上。
在某种意义上，顿河作者论证与为我提供说明是一样的——感觉与看法的语义在一个方向上是连续的：我有一种看法，我觉得肖洛霍夫不可能是这本书的作者。我的这种感觉，由我的特殊经验产生，但我需要通过更具普遍性的论证来让自己和别人确信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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