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说，儒家历史上主要是靠儒教方式发展的，汉代以来儒家就已经变成儒教了。可他们有所不知，汉代以来人们也没有把儒家定义为我们今天这种意义上的儒教。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要将儒教定义为当下中国的国教。如果照此思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今天的儒家如何还能走政教合一的道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今天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家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在蒋庆等人的有关论述中，我看不到真正有力的基础，尤其看不到宗教家的普世精神和博爱情怀。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儒教文明，儒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或本质成份。因此要复兴中华文明，就得让儒学从一家之学重回中国政治及社会结构的重心。然而，中华文明是不变的吗？难道在中国历史上，道家、佛家、法家乃至诸子百家不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甚至核心成份吗？此外，这种观点将儒家/儒教自外于人类其他文明，从而儒教以后再也不能像其他伟大宗教那样，从人类苦难的命运和人性永恒的需要出发来奠基自身，因为它的目标不过是为复兴某一个民族而已。将一门宗教与某一个民族牢牢捆绑在一起，这样对儒学是利是弊，我是有些怀疑的。据我所知，人类许多伟大宗教虽然同样与特定民族的生活或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们从不强调这种联系的必然性。这也正是它们能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这种论调显得很不讲理。宗教的魅力也是宗教的生命力所在，需要通过一门宗教特有的包容一切的胸怀和感念苍生的大爱来展示。在当前学者倡导儒教的言论中，我们很难看到这种精神，我们看到的只是如何捍卫中华文化、如何与其他宗教抢占地盘诸如此类的民族情感。
退一步讲，假如要使儒学或儒教成为国教，除了实际操作的难度之外，还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儒学成为国教要解决的第一个理论前提是要说明：儒家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如五常、忠孝之类，如何还可以成为当下中国人生活的核心价值？它们与现在所公认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其次，儒家成为国教，必须说明它的信仰世界相对于其他信仰世界(如基督教，如佛教、道教等)更有可行性，至少对中国人如此。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声称自己代表终极真理，且最可行。这里，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这些宗教自身的理论逻辑，而是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我曾在有关论著中谈及，儒家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然有深厚的土壤，原因即在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其三，儒家成为国教意味着它能够全面安排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也即它所倡导的政治制度、社会整合方式、生活方式等，是对当代中国社会走向文明进步最有效的。可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至今没有答案。
我并不是说，儒家传统没有强烈的宗教性，但鉴于宗教这一概念定义的不统一性，特别是今天很容易在社会上被误解为神灵崇拜甚至迷信等特点，将儒家当作宗教来建设，还会给自身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我决不是一般地反对儒教。如果现在我身边某位朋友说，他已经立大心、发大愿，要像当年玄奘法师那样创立一个新的儒教门派，我是没有理由批评他的，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的事。实际上，一个新的宗教组织的形成，其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宗教领袖的出现——斯人有九死一生的精神，有赴汤蹈火的勇气，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即使是家破人亡、坐牢砍头也在所不惜。他有宗教家的伟大襟怀，对亿万苍生的苦与痛感同身受，对人间世界的丑与恶满怀悲悯，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慨然赴之、无怨无悔。一门宗教的诞生，或一个宗教组织的形成，是需要条件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宗教领袖，像历史上的玄奘法师、慧能法师乃至今日的星云法师都是这样的人。然而，这样的宗教领袖是呼喊不出来的。我们今天光呼喊建立儒教，却没有人格卓绝的宗教领袖，儒教复兴如何可能？据我所知，目前倡导儒教的朋友，多半没打算亲自去创立儒教或儒教门派，至少认为目前时机不成熟。
总的来说，我感觉当前所谓的“儒教热”本质上更像是政治诉求而不是宗教诉求，它充满了民族主义激情，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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