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起来，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的一位藏书家朋友，喜欢上了一份名叫《东方》的杂志。在他看来，这家创办不久的杂志“有些像‘五四’时的《新青年》”。他的喜欢显然是不打折扣的，哪一期上发了什么好文章，他都能如数家珍地细细道来。有个叫“王小波”的，更是被他整天挂在嘴上，佩服得什么似的，似乎此君出道之前，世间未曾有过好文章。
然而，关于文学上的事情，我有这样一个不很成熟的看法：把一个当代作家说得无以复加的好，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所以，我并没有拿藏书家朋友的话当真，在我看来，谁都有言过其实的时候，更何况他那时正遇着了几件赏心乐事，每天都是飘飘欲仙的好心情，自然很有可能“我看青山多妩媚”。
后来，我在《东方》、《读书》、《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上，陆续读了王小波的十几篇随笔，得来的印象是：果然风致洒落，才思高秀。想不到，在一个许多写作者沦为“沉默的大多数”的时代，还有作家关注那些与人的尊严、自由相关的纯粹精神性的问题。总之，我也喜欢上了王小波，当然，还没有到五体投地的程度，像我的藏书家朋友那样。
王小波的写作显示出一种别样的气质和风度。没有搔首弄姿的做作，没有言不及义的“中古遗风”，也没有出佛入道的假名士情调。它上承“五四”的启蒙精神，又有着开阔的世界视野，对西方的求真精神和“逻各斯的真实”尤怀敬意；它不仅具有反思“传统文化”的精神姿态，而且能直面当下的现实问题，能将写作的锋芒直指那些与人们的心情和尊严感相关的重要问题。他是真正懂得幽默的人。他知道自大和自负是背离幽默的坏德性，而自审和自嘲则是接近幽默的好品质，所以他总是首先把自己放到可以被幽默的鞭子抽到的地方。他的幽默是新鲜而积极的。他善于通过有趣的反讽，来批评那些让生活变得无趣、变得刻板的势力和价值观，从而将思维的快乐和支持性的力量，带给每一个能够读懂他的作品的人。
王小波写作的伦理精神，或者说，他所有作品的共同主题，就是探讨人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幸福，或者说，怎样才能活得更自由、更真实、更理性、更有趣、更有尊严。他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这样的社会：它给人提供多种选择的自由和机会，允许甚至鼓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当然是有趣而道德的方式——来生活。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无视甚至压抑个人自由的冠冕堂皇的价值观，因为，他发现，“个人的体面与尊严、平等、自由等等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有的全是些相反的东西。我是很爱国的，这体现在：我希望伏尔泰、杰弗逊的文章能归到辜鸿铭的名下，而把辜鸿铭的文章栽给洋鬼子。假如这是事实的话，我会感到幸福得多。”(《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二
活泼与有趣是王小波观察和评价生活的重要尺度。在他看来，有趣意味着对个性和多样性的尊重，意味着内心的放松与宽容，意味着充满发现“可能生活”和新鲜事物的热情。根据这样的认识，一个理想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允许人们开心、自在地生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人活得沉闷乏味、垂头丧气的社会，更不是那种让人活得战战兢兢、动辄得咎的社会。因此，他反对那种静止而枯燥的生活，认为人们有权拒绝按照一种给定的模式毫无意趣地打发日子，即便这种生活被赋予了绝对正确和无比美好的性质。在《思维的乐趣》中他这样说道：“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时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做的事就只剩下了根据这种真理来作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王小波怀疑一切形式的偏执和狂热。非理性的激情和狂欢也许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它所造成的灾难也是可怕的，而只有经过理智地思考和选择的生活，才有可能是安全的、靠得住的。所以，对真理的热爱，对智慧的追求，在王小波看来，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王小波说：“作为墨子门徒，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理由是：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出于利害，它只能放到第一。”(《知识分子的不幸》)由于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利用自己的理智为社会工作，所以他们最怕的事情就是“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无论什么人，如果他让人变得很笨，变得愚蠢，就是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像一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王小波坚决捍卫每个人自己思考和探索真理的权利。他拒绝别人的“思想母鸡”到自己的脑子里“下蛋”，因为，这种“脑移植”带给他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为了强调求知的重要，为了避免造成普遍的愚昧，王小波甚至把“低智”当做一种“邪恶”：“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时，就是我最善良时。我当然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思维的乐趣》)
也许是由于看到有人总是以“善良”的名义欺骗人们，致使人们不仅错把伪善甚至邪恶当成了善良，而且几乎完全丧失了区分善恶、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王小波觉得现在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先学会怎么区分真假，怎样不再盲从轻信和上当受骗。为此，王小波倾向于把“求真”置于“行善”之上，或者说，压根就把它们当做一回事：“对于什么叫美好道德、什么叫善良，我有个最本分的考虑：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有这种态度，大概就可以算作是善良吧。”(《知识分子的不幸》)在谈到类似话题的时候，王小波还引了菲尔丁的一句话：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菲尔丁的这句话，出自他的长篇小说《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但王小波的理解和发挥，略略有些偏差。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江奈生·魏尔德先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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