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的汇率问题一直吸引着国际社会的视线。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人为低估？人民币升值是否能救美国经济？国外学者就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反方以美联储主席贝南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贝南克认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通过人为压低本币汇率，正在放任其经济走向过热，使贸易失衡得不到调整，并造成了他所谓的冷热不均的“双速复苏”，而这样的复苏是不可持续的。他警告说，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汇率低估策略”对于自身和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构成了“重大不利”。巴里·诺顿认为，市场力量正在告诉中国领导人，人民币应该走强。中国为了防止人民币升值而采取的外汇收购做法只能进一步增加国内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克鲁格曼则指出：“中国已成为一个主要的财经和贸易大国，但它的表现却不像其他经济大国。中国遵循重商主义政策，人为地保持大量贸易盈余。在如今这个陷入经济衰退的世界，不客气地说，这一政策是掠夺性的。”他甚至公然宣称：“中国的行为很恶劣。美国正在放松货币政策，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贬值，而中国实际上在追寻紧缩政策，以抵消人为的人民币疲软的通胀影响。中国这样做确实很坏。”
正方认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国际金融危机归结为中国的汇率政策，甚至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公然的强盗逻辑，有悖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直接指出，美国经济失衡的根源不是中国,而是资本主义。针对克鲁格曼的言论，摩根斯坦利经济学家史提芬·罗奇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应当把克鲁格曼手中的大棒拿走”，“我认为他的说法完全错误。与其责备中国，我们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他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反倒是和美国人储蓄率过低紧密相关。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中国和美国贸易的赤字只不过会转向其他和美国拥有贸易赤字的国家。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则说，克鲁格曼“只说对自己的政策主张有利的东西，所作所为一点儿也不像个经济学家”。
■对于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
近几年国外的研究者格外关注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不公问题，有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像火山一样挑战中国的现行体制。哈佛大学社会学家马丁·怀特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著有《社会火山的迷思：当代中国的不平等感与分配不公》一书，对1978年以来形成的社会不平等的后果进行评估。他在书中指出对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中国人抱有一种近乎于美国式的宽容。他们认为这主要归功于个人努力和所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欧经济体在剧变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人们对待新富阶层兴起的态度更为负面。该书反驳了以下说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财富来自于腐败，而非个人努力。他还认为中国确实存在对城乡分化的愤怒和下岗的不满。 “许多分析师断言，中国民众的主流心态，是对不平等日益加剧的普遍愤怒。”不过，在现实中，“最常见的反应模式却恰恰相反，乐观得出奇。人们的心态类似于一种‘水涨船高’的观点，认为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有，而贫困人数还会进一步减少。”
■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是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当一部分人把中国的经济和军力视为“威胁”的时候，牛津大学现代亚洲史专家卡尔·格特的《中国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从另一种视角探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拥抱美国式的消费主义，是最值得人关注的重要现象，将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改变世界。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在展开，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无论啤酒、手机，还是汽车、电脑，无论是超市还是快餐，中国都是最大。即便乡村，虽然与城市消费有很大差距，却都在以无法估量的热情在大量追逐电冰箱、彩电、手机、房屋等消费品。他指出，世界应该关注中国人每天在消费上是怎样选择的。中国人在消费上的微小变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比军费预算、碳排放量、贸易争端等更大、更深刻。
博斯管理咨询公司中华区主席谢祖墀撰写的《中国战略》一书认为，成功的跨国企业必须把中国视为全球业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只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或令人垂涎的市场。他认为今日中国与唐朝（公元618-907年，当时中国也非常开放）之间有相似之处。他在书中还探讨了中国某些山寨企业如何发展为真正的创新公司；中国四、五、六线城市所蕴藏的商机（此类城市中，人口在50万至200万之间的不少于540座）。他走访过中国一些便利店，从观察中得出结论：中国对待外来商品和影响甚至比美国更开放。“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史威士等西方产品摆在一起的，有日本三得利等软饮料，还有台湾统一、维他等香港品牌。除了瓶装水、可乐、啤酒外，还有茶、咖啡、酸奶，以及由大多数外国人不认识的水果制成的饮料。”中国社会早已不像上世纪60年代拒绝包瑞嘉入境时那样封闭而又多疑。事实上，这里已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罗雪群 季玲（作者单位分别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外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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