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念群：它和当代西方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别。西方理论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原来我们借助这个脚手架来建立解释新秩序，但现在它在阻碍我们对中国历史更内在的、精神层面的认识，以后的史学研究目标是要逐步把西方社会科学这个脚手架拆去，即使拆不掉，也要淡化其作用。
比如我提过的“感觉主义”，就是希望回归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我们的现代史学研究看不起叙事，认为叙事不过是对表象的描写，没有解释没有理论没有深度。但现今不像二十年前，大家对西方的理论懵懂无知，现在是方法论泛滥过剩，人人都能说出些西方大师的名字。我觉得在提高了理论层次之后，不能把脚手架还摆在那里，那恰巧就成了生搬硬套人家理论的证据，理论变成了作案工具。
叙事里面应该包含着历史观，但应以一种非常平实流畅的面貌出现，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同情之了解”吧。当然这并不是说完全地复原历史，你是带着现代人的眼光进去的，但你的理论背景应该隐含在、内化在你的观察和判断里面，不露痕迹，要接近那时的历史状态，才能真正圆融地写出一本好看又具备一定历史观察力的著作。
记者：比如就像《史记》那样的叙事传统？
杨念群：我觉得要恢复到《史记》书写传统那种层次非常难，不过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学习模仿。其实我的《何处是“江南”？》也是要慢慢往这个方向靠。我以前也好拉洋人给自己壮胆，比如福柯被拉来打工最多，没有他们撑腰总觉得写出的历史好像没说服力。结果写出的东西很晦涩，表达的意思绕来绕去，貌似挺有学问。《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的写作就有这种斧凿刀砍的痕迹。到《再造“病人”》我觉得已经好多了，已经开始部分拆除一些理论脚手架。只是在导论和结语部分梳理了少量理论，一旦进入到具体历史场景就变成了故事性、叙述节奏感很强的风格。到了《何处是“江南”？》读者会发现我很少用大词为自己壮胆撑腰了，用的基本是贴近中国历史本身状态的语言。这说明我在进步。 ■中国史学太缺乏想象了，我很怀疑那种亦步亦趋的训练能否求得历史的真实
记者：除了讲故事的能力，您也提到过治史应该具备想象力，它与历史的“求真”矛盾吗？
杨念群：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永远只是历史学家的理想和愿望，在实际的研究中是无法达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是一个建构过程，对历史的研究往往也很容易成为这个建构过程的一部分。谁要说他能够百分之百地追求到历史的真实，大家肯定觉得他在说胡话。有的评论义正词严地指责我说，“江南”一书中的论断太富于想象，应该给我加个笼头，对我的想象加以遏制。中国史学本来就太缺乏想象了，越来越多的学生接受的是专业化训练出来的所谓的严谨、规范，写出的文章枯燥无味，我很怀疑，那种亦步亦趋的训练能否真正求得历史的真实。
我的做法是，依据史料进行有节制的想象，至于想象的分寸把握得如何，需要在更深层次上加以探讨。
■历史学应该作为建立当代中国文明的基础来对待，为民族的复兴提供一种精神滋养
记者：历史的解读总与现实有关，无论是在大众文化中还是在研究领域，多次成为论证现实的有力武器。您希望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在现实驱动下的历史研究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杨念群：历史学家到底在现实里扮演什么角色，我也感到困惑。历史学作为人文学科，不具有立竿见影的实用性。历史学最古老的一个功能就是资治，但和政治靠得太近，史学家怎么看怎么都像个奴婢。我可以理解一批想当官的人用历史去为现行政策提供参考，但是你就不要打着求真的招牌，说历史还有客观性有规律性。专门化的学院研究路线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只去解决局部的小问题，考据一件小事，太职业化了。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干脆把历史娱乐化。
我对这三种功能都敬而远之，我觉得读史研史应该作为建立当代中国文明的基础来加以对待，这还不完全是一种彰显短时期中国“软实力”的表现，而是应该长期作为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一种手段。
其实从传统的学问框架来区分，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门学问，就是历史学，现在学院里的文科设置，如经济、法学、社会学等等都是舶来品。在历史中发掘出一种文明精神，变成中国崛起的基础与动力，是历史学应该承担的一种责任。必须超越政治化、职业化、娱乐化的限制，才能把历史提升到相对比较高的境界。这需要一代、甚至两代人前赴后继地去付出，才能真正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一种精神滋养。当然历史学不能独自承担这个责任，还需要其他人文学科的协助才能完成。
◆掌中珠
涉及明清之际士阶层命运及其与皇权、政治关系的书有很多。编者挂一漏万，遴选五本著作，供读者参考。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柳如是别传》，陈寅恪著，三联书店2001年版
《笔祸史谈丛》，黄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版
《方以智晚节考》，余英时著，三联书店2004版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白谦慎著，三联书店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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