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理想的病中人：Franz Kafka(2)

　　卡夫卡仿佛逃脱不了被害者的普遍命运。卡夫卡的名字时常与布拉格联系在一起，几乎是密不可分。但是卡夫卡同他的故乡布拉格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呢？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在叙述一个事实：他与布拉格的关系从来不是单义的，他热爱布拉格，同时又恨它。在谈及它时，他的口吻既有温情，又包含着尖刻的反讽；他把布拉格既视为故乡，也看作牢狱，看作人渴望挣脱枷锁的象征，“从最强烈的吸引中解放出来的象征”。卡夫卡十分厌倦城市世界和城市生活，他从施蒂弗特描写大自然的超凡脱俗的诗学中得到了灵感。他在日记中流露了对城市环境的怨尤，对亲人和家属的怨尤，而且坚信他接受的教育在诸多方面摧残了他：“这一怨尤好比一把匕首插进整个社会”⑤。在这里，“整个社会”夸张地隐喻了卡夫卡生活与思想的全部内容。关于1920年大规模的反德和反犹的屠杀事件，卡夫卡在给米兰娜·叶森斯卡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整个下午都在街上，被围在一片反犹太人的仇恨之中。有一次我听到有人把犹太人叫做‘龌龊的民族’。不可理解的是一个人怎么对自己的出生地如此仇恨呢？……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在一个地方的英雄主义是蟑螂的英雄主义，浴室里的蟑螂也是消灭不尽的……就在刚才，我在窗口看到警察骑着马，宪兵们举着刺刀，大喊大叫，人群四处逃窜，而在这楼上，丑恶的羞耻依然在保护下生活着。”也许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在1922年以反讽的口吻抒情道：“布拉格啊，我的祖国！”
　　
　　卡夫卡便是这样一个生活在捷克历史与文化均处于衰亡边缘的时代的人。他遭受了冷遇和抵触灵魂深渊的打击，言说了人性的寓言和内心的哀歌。他在日记中还袒露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伤害来自布拉格。因此，他不得不离开布拉格，并且拒绝了背景酷似布拉格的维也纳，怀揣疾病，放弃婚姻，到柏林寻求他异样的道路和“健康的梦想”。然而，他又能真正地“离开”布拉格多久多远呢？卡夫卡否定了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荒诞和恐怖，就像他否定了自己的把智慧和疾病隐喻其间的非凡作品。“书籍自有书籍有命运”（米兰·昆德拉语）。有时，人们也在思考中，如果布罗德们没有“背叛”卡夫卡的遗嘱而遵从他的遗嘱，将卡夫卡的作品全部焚毁，那末，我们经验中体验的时代是不可能侧面地观照地命名为“卡夫卡时代”了。我们这世纪末的身心和文化艺术结构将抽出某种精神国度的“物质”，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抗拒流俗的思想、信念，乃至关于世界内在的和表象的意志。他的三部曲《美国》《审判》《城堡》均未文本地完成，这究竟意味的是一种直觉（非自觉）的写作态度的反映，还是一种直觉写作本身存在的悲喜两重性呢？用我的话说，卡夫卡是在用自己的存在物象——作品和生活来隐喻我们共同拥抱的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残缺、颓废和扭曲。从人文艺术的价值角度来说，卡夫卡的时代影响力和渗透力毫不逊于贝多芬、梵高、康德和克尔恺郭尔，毫不逊于莎士比亚、尼采、柏拉图和基督教义。在自然社会中，卡夫卡是偶然降临世界的一个隐形思想者，而他存在的偶然性已经使我们这个“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怀疑主义时代和他难舍难分了，而且成了一个文化取旨的必然导向和高度，至少企图再次冷落的抛弃卡夫卡的恐怖时代尚未真正来临。　　三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本雅明、弗洛姆、马尔库塞等犹太人比起来，还不曾真实地扮演过流亡者的角色。在今天的思想者看来，卡夫卡与他的时代之间应存在着一种有关现实生活的态度、理想及其命运的妥协，这与他怯懦而内向的性情必然有关。卡夫卡在1914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几乎与我自己都没有共同之处，而应该静悄悄地把我放到一个角落里去，能够呼吸就心满意足了。”事实上，卡夫卡的一生就是在那个角落里度过的。然而卡夫卡即使处在一个让人产生遗忘和卑微感的角落里，卡夫卡依旧没有逃脱他的时代给予他存在于世界的馈赠——疾病、恐惧和一根来世注定受难的手杖⑥。谁也不能否认，卡夫卡的内心是极不平静的，尽管他渴望平静的生活，可他的内心的确在历经着流亡的生活，他的所有文化精神遗产便是他流亡生活的具体轨迹。
　　
　　不难看出，卡夫卡与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点。本雅明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其父是经销艺术品的商人。他幼时多病，在人文大学预科读书，后来又在柏林等地攻读哲学和文学，并成为一名能言善辩的学生领袖。一战期间，另一位杰出的犹太人格休姆·休勒姆结识，受这个倾向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对犹太教和希伯莱神秘哲学发生兴趣。后来在慕尼黑求学期间，结识了里尔克（1875－1926），开始阅读神秘诗人马拉美（1842－1898）的著作；与一位昔日大学同窗女友结了婚；最后定居伯尔尼，与乌托邦主义辩护士厄恩斯特·布洛克来往甚密，尤其是布莱希特（1898－1956）。布莱希特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阿霞·拉希斯后来成了本雅明的情妇，是她把本雅明介绍给布莱希特的，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才使本雅明后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避居巴黎，开始了他著名的“十九世纪的巴黎”研究，从而终止了他的记者生涯。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后，本雅明才下决心取道西班牙逃亡美国，但当他抵达边境布港时，当局却拒绝发放护照，并威协说要将他交给盖世太保，本雅明闻之自杀。
　　
　　卡夫卡和本雅明、普鲁斯特（1871－1922）等人一样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理想的或现实的自我保护能力，类似地死于一种政治生活、经验上的无能。但离此时代最遥远的人，也是彼时代最邻近的人。在保留那个时代的思想实践的历程中，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形而上的经验，他们需要时间和未来的人类，需要那个“彼时代”的观照。卡夫卡与本雅明一样有着很浓厚的悲观的生存意识，都在自身结合着又分离着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分享和“聚合的方式”像“一个超越时代的深刻的观察者和伟大的局外人”⑦。卡夫卡和本雅明都在创造和履行一种人生寓言，本质上却是乐观的寓言，他们都企图在自己的文本中剃除寓言的心理内容，而保存它的美学架构，正如本雅明所说：“寓言在思想之中一如废墟在物体之中”。在他看来，寓言不仅要说出人类生活的普遍实质，而且要“在最自然、最堕落的官能性质上说出个自传式的历史性”（本雅明语）。我曾向一位友人比较卡夫卡和本雅明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们的著作理想无疑在个时代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行径，注定要在一个冷落他们的世纪里扮演替身的‘牺牲者’角色，不管他们未来的思想命运和遭遇如何，先知的诗人是属于未来的”。
　　
　　如果说卡夫卡与本雅明有着较多的相似点的话，那末他与克尔恺郭尔（1813－1855）则有着更多的相似点，或许正因为如此，克尔恺郭尔成了他较为尊崇的思想家。他们两人大都被现代文化人视为比较坚实的存在主义者，克氏被尊为存在主义先驱，而卡夫卡如今又成为后现代主义者追溯和发掘的怀疑对象。他们一生都未曾参加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克尔恺郭尔除旅行和游学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哥本哈根，而卡夫卡也除旅行和休假（包括疗养）外，也没有离开过布拉格；克尔恺郭尔两度求婚而受挫终身未娶，卡夫卡也是几度订婚几度解除婚约而孑然一身；克尔恺郭尔和卡夫卡一样性情忧郁，内向寡欢，均因病去世，卒岁也十分接近，一个是42 岁，一个是41岁；他们都坚持写日记，把日记当作是他们各自思想和精神最贴近的载体，生前他们都是默默无闻，死后才被本雅明式的“拾垃圾者”们发现：被略带花纹的碎石包裹的，被人们踢伤的灰色物质，原来是块琥珀，会思想的琥珀。
　　
　　伊达·凯尔马克说在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之间有种奇怪的平行物⑧，其表现就是卡夫卡称为写作上的魔鬼之助、克尔恺郭尔称为美学之物的探讨。卡夫卡在1912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发现魔鬼。当我们被魔鬼缠住时，那就不会是一个，否则我们（至少在人间）满可以平静地生活，如同在上帝身边，统一和谐、没有矛盾、不用考虑什么、对跟在身后的人始终放心。他的脸也不会使我们们惊恐，因为作为中魔者，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敏感性使我们在看到他时表现得很聪敏，情愿牺牲一只手，借以把他的脸遮住。如果只有一个魔鬼掌握着我们，他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把我们的整个本质纵览一番，有时还操纵一下我们的自由，那末他也会有跔的力量，在我们心中高居于上帝的意志之上，为我们长久地保持着一种人的生活，而且飘忽不定，使我们一点都看不到他的踪影，也不会因此不安。我们人间的不幸只会是由成群的魔鬼构成的。”卡夫卡用剖白式的口吻说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魔鬼——咬人、趁夜色害人。这无所谓善与恶，抑或生命：如果没有魔鬼附体，人就活不下去，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这就是卡夫卡对理念世界的一种态度，他甚至会认为人们无法抗拒这种魔鬼附体的宿命。在这里，关于克尔恺郭尔对美学之物的探究当不展开谈述。
　　
　　如果把卡夫卡和本雅明、克尔恺郭尔三人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他们都具有浓郁的非诗文本的诗人气质。从医学角度来说，患有精神病的人总是可能更靠近天才或属于天才的行列。俄罗斯一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在天才的先辈中，毫无例外地都能发现精神病的特征，而且经常是精神病患者；天才向来都有点神经质；在天才的近亲当中，肯定有精神病人，天才的先辈中往往不乏天分居高之人。他们把此称为天才的“精神病现象”。比如普希金、歌德、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梵高、毕加索、荷尔德林和尼采等，举不胜举，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精神异常。弗洛伊德把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统称为心灵病人。无疑，他们三人完全可以被事实视为在人格精神旨向方面存在典范意义和价值的心灵病人。这三个病人似乎被一种理性又非理性的东西联结在一起：卡夫卡大抵于1910年亲近了克尔恺郭尔，本雅明大抵于1927年亲近了卡夫卡，克尔恺郭尔则成了他们的引路人，把他们连同自己带向一个孤独、充满恐惧和颤栗，却又暗藏光辉的深渊。
　　
　　卡夫卡从未自命为诗人，他只说过他身为作家的使命。但谁又能否定他作为寓言诗人的事实：他事实上写过诗句，而他更多的无形的诗意则表现在他的日记、笔记、小说和寓言中，他在用自己的言词来表达自身无比深邃的内省经验：一个动荡的世界不可保护性、可疑性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回避和沉默。这种表达的意图就是——用他自己话说——“宁愿千百次地毁坏，而不愿在我心中保留且藏有这个世界的痕迹，”这些痕迹已成了我们追忆“卡夫卡时代”的最纯粹的诗意。我们可想而知，本雅明以文史诗评家的角色以几乎是同一种眼光和思想氛围去面对卡夫卡和波德莱尔（1821－1867），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的，因而也只有本雅明才可以较早地看到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在奥匈帝国的天空中闪耀，像波德莱尔一样。最终，他们都目睹了过去时代的悲哀：诗人从半空中跌落下来，成为“垃圾”和“拾垃圾者”这双重隐喻的化身。卡夫卡比较景仰的诗人有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等（时代所限），他在书信中提到的中国诗人有袁牧、李白、杜甫、杨万里、苏东坡等。克尔恺郭尔跟卡夫卡、本雅明比较起来，更富有艺术家的狂放，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天才，即便在人生最险恶的时候也从未怀疑过，他说：“从本质上讲，我是个诗人，一个天才。”卡夫卡则没有他的那份自信，可事实上他是克尔恺郭尔最理想的继承者：“思想家的思想家”。
　　
　　四
　　
　　卡夫卡对待自己是不公正的，他不应该去怀疑潜藏在他写作背后的健康的理想，去否定自己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这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较为庄重的自虐自戕的事件，作为文化上的人道主义者理应摒弃这种行为。也难怪卡夫卡遭到他的同乡米兰·昆德拉的非议：人们触及到围绕他的遗嘱的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想毁掉他的作品”⑨。诚然，这只是昆德拉的一家之言，而且不失偏颇。但我们在这种结论下仍可得出一个陈述：卡夫卡直到今　天仍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数，需要更多的阅读者和思想者到他的遗产中去探寻和追问，抑或是一种徒劳，荒谬，无目的性，但我们不可否认历史和宗教亦是如此的命运，因此卡夫卡仍然会潜伏在现代人的大脑皮层中。此文写到这里，将要草草结束，我和一些热爱卡夫卡的人们一样铭记着一个十分亲切也不十分遥远的历史胶片：
　　
　　1939年3月14日深夜，布罗德被沦为一个流亡者。他在纳粹进驻布拉格的前夕，告别故乡逃亡马勒斯坦。在他的手提箱里装着一个人给世界留下的遗产，一个时代的被变形的缩影……
　　
　　1995年9月9日完稿于黄瑰堡
　　
　　注释：
　　
　　①卡珊德拉：又译卡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预言者，特洛伊王普里阿斯摩斯与赫库芭的女儿，她的形象常见于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中。
　　②科西嘉岛，法国地中海的岛屿，拿破仑的故乡。
　　③参阅胡其鼎先生《弗兰茨·卡夫卡和费丽采·鲍威尔》一文，原载《世界文学》1993年第4期。
　　④参阅伊达·凯尔马克《我不抱怨，一位创造性的人与疾病邂逅的自述》，维也纳阿马尔塔出版社1972年版。本文摘自《向死而生》，三联1993年版第二章第1节。
　　⑤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　）语。
　　⑥卡夫卡曾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在马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⑦参阅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序《本雅明的意义》，三联1989年版。
　　⑧同上，④。
　　⑨参阅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牛津大学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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