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王朝柱是影视界政治、历史类题材的知名剧作家。他1966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72年调总政文工团工作，历任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作曲，总政话剧团编剧，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创作了《长征》、《解放》等大量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他的经历对许多年轻编剧来说，具有很强的启发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柳萌，是王朝柱的老朋友，被王朝柱尊称为“大哥”。在两人20多年的交往中，柳萌越来越深入地认识、了解了王朝柱。柳萌的这篇文章，没有从大家都熟知的影视作品入手，而是对王朝柱的创作生涯进行了一个叙议结合的提炼。
年轻的时候，每次去颐和园或香山，对玩水赏花总不热衷，对爬山倒是饶有兴趣。去颐和园必攀佛香阁，去香山必登“鬼见愁”。攀登和超越，就是快乐。
这些年很少游玩。颐和园再未去过；香山偶尔会去，只是不再爬山赏枫，而是去看望剧作家王朝柱。王朝柱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专心创作影视剧本，还为了减少夫人照顾自己的劳累，就寄居在香山脚下一个僻静之所。
有次去香山，在车上静坐赏景，想到年轻时的往事，忽然想：王朝柱老弟在创作上步步攀高，为人上越发真纯，处事上更加豁达，总是在不断超越自己，这难道不是在享受快乐吗？
坎坷的人生经历
朝柱是河北沧州吴桥人。在他五六岁时，父母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去世，最后全家只剩下他和大他10多岁的哑巴哥哥。没有了大人们的照顾，小哥俩生活就没了着落。幼小的朝柱就由哑巴哥哥背着，在街头乞讨维生。好在杂技之乡吴桥的孩子，自有一套糊口的办法。他跟着别人学耍猴儿，后来又随乡亲学击鼓吹笛，总算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可是，朝柱并未把这仅仅当做维生的手段，同样也未把艰难生活当做苦药吞服，而是在苦难中体验人生的真谛，从谋生手段中学习生活的本领，小小年纪就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家乡解放后，他跟随八路军剧社，在教堂学习音律乐理。这或许是他后来能够到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的资本吧。或者说，这段经历，更是开启他艺术心灵之门的钥匙。
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和北京的校址，我都去过。那里的艺术氛围是非常洋气的，师生的气质也不一般。进入这么一个洋气的学校，朝柱会如何融入和完全适应呢？按他的话说，那时候的他“身穿粗布黑棉裤黑棉袄，棉裤还是大裤裆大裤腰的那种，裤腰向旁边一折扎一条小绳，说的是满嘴的河北吴桥话，可真的是土得掉渣儿了”。
尽管出身富裕家庭或来自城市的同学对这个土里土气的同窗刚开始并不在意，但是朝柱的博闻强记、丰富的社会知识以及优异的学习成绩，立刻让这些同学暗自佩服。尤其是他那朴实善良的天性，渐渐地得到了同学的好感，人们都愿意和他亲近。学院领导、老师和苏联专家更是喜欢这个出身农家的孩子。从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他被院长赵沨留下做秘书。倘若不是品德兼优的学生，哪能在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刚毕业，就谋到这样好的职位。
从音乐到历史的人生选择
王朝柱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专业是音乐，为什么对历史如此精通呢？
“文革”期间，朝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被遣送到天津小站劳改农场劳改，一呆就是6个寒暑。
生活的大起大落，是对人生的考验。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朝柱，借这段特殊的时光，如饥似渴地读书。个人无法左右命运，却可以不虚度光阴。他每天早晨起来带上干粮，赶着大群嘎嘎乱叫的鸭子，奔向一汪长满芦苇的渔塘。乘鸭子在渔塘觅食戏游时，他便坐在渔塘岸边展卷阅读。恰逢此时毛泽东同志提倡读史，朝柱就在“合法”的范围内，理直气壮地阅读历史书。从《史记》到中国通史，从近现代史到中共党史，他一部部地阅读，一部部地研究比较，既丰富了他的历史知识，又开阔了他的人生视野，更在比较中明辨了历史是非。这为他后来创作历史影视剧本，写多位历史人物传记图书，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料，也成为他创作源泉中的清澈泉水。如果说这是人生的一次攀登，那么这次攀登对朝柱来说，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和影响。
“文革”结束后，朝柱已人到中年。此时，朝柱进入总政歌剧团，创作了歌剧《狂飙曲》、声乐套曲《中国革命之歌》，逐渐显露出他的文学才能。于是，他毅然放弃所学的音乐专业，开始在文学的田地里辛勤耕耘。
随后，他从总政歌剧团调入总政话剧团当编剧，以创作话剧《决战淮海》为起点，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把运用惯的五线谱换成了方块字，继续谱写心中的壮丽交响乐，是王朝柱在人生路上又一次重要的攀登。工作虽有变化，但依然未变的是他纯正的家乡话、清爽的小平头、平实的绿军装，还有那萦绕脑海的红色主旋律。
厚重的纪实文学《李大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朝柱推开了文学界的大门。就是这个时候，由于相同的职业，朝柱跟我成了朋友，算起来至今已经20多年了。在这世事纷争的社会里，能够真诚相交的人，其实并不很多。只要想起跟朝柱的友情，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觉得这世道人间还很可爱。 不断攀高历史戏写作
记得朝柱编剧的《长征》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有次见到友人王春瑜，他说：“请你告诉王朝柱先生，他很会写戏。把这类政治性很强的题材写得那么有人情味儿，不容易。”王春瑜是明史专家，还是一位杂文作家，这两种身份注定他对待历史和戏剧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能对朝柱创作的剧本有如此高的评价，同样不容易。我想：这样的大型历史电视剧，出手起点就这么高，无形之中给自己立下了标高，今后还怎么写？
事实证明，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朝柱的戏越写越好，一步一步地往更高处攀登。无论怎样棘手的历史事件到他手里，都会处理得比较巧妙。他编剧的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光有名有姓的人物就达170多位。在当时那种特殊历史环境，有多少难解难分的纠葛啊，何况对人物的历史评价又不尽相同。朝柱就来个重点人物实实在在地写，非重点人物借事件点到为止。比如，有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当年跟中共合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后来命运发生了变化，不写有违历史，写了又难评说，他就借戏中别的人物来表达。
朝柱对历史细节如数家珍，少有差错或疏漏。有次文友相聚，军旅作家贺捷生谈起父亲贺龙元帅的往事，朝柱也讲得有情有景，让贺捷生笑着连连称赞。贺捷生在北京大学学的是历史，在解放军科学院研究的是历史，她觉得朝柱讲的虽是她父亲的事情，却跟她自己一样清楚，可见朝柱对中共党史多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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