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外生活首先意味着地理概念上的距离，地理距离又会衍生出其他意义上的距离。距离首先意味着理性的审视空间，距离过滤了一些由于过于逼近而产生的焦虑，距离使一些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有了整体感。但是距离同时也意味着与当今中国社会失却了最鲜活扎实的接触，与读者和出版市场有了疏离感。海外的生活经验意味着我始终必须要在距离产生的优势和缺陷中挣扎—— 这也许就是我自己小说创作过程中的独特之处。
问：您写作起步较晚但成绩斐然，《余震》改编成电影更让您进入公众的视野。这样的走红对您的写作有影响吗？
张：其实在《唐山大地震》出现的很多年前，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电影把我推入了大众的视野。写作生涯意味着两个方面：一个是书写的过程，另一个是出版的过程。成为关注点对出版过程来说是有帮助的——现在我基本不需要为寻找出版渠道耗费心神。然而对写作过程来说，我现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可能比以前更紧张，因为我要为写作之外的事分心。
问：《余震》的改编相当成功，《金山》也被张黎买走了，您今后的创作是否会去迎合影视改编的需要？
张：不会考虑“迎合”影视改编需要。会一如既往地试图不受任何因素污染地还原自己内心的感动。以后也许会考虑改编自己的作品。
问：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张：下一部作品可以看作是《金山》的姊妹篇，描述一位在同治年代来到加拿大洛基山脉一个淘金小镇的中国女子。她利用在江汉农村学会的生存技能，在荒芜的洛基山脉生存下来，并与当地的白人结下了情谊。由于她的存在，素不往来的中国人和白种人，终于在又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中，开始了小心翼翼的沟通。
本报记者 姜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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