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网上的言论虽然铺天盖地，但也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广大群众的真正心愿和追求。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曾经去吉林访问二人转的老艺人，那些老艺人就说，“你出来写文章太好了，我们没有说话的地方，你代我们说话了。”不要以为这些人没有在网上发言就没有意见，只是现在报纸、电视、网络的话语权被垄断了。还有电影院线，都被国内外的大片垄断了。我们应该专门讲一讲，到底什么才能真正代表大众趣味？现在有些人借着说大众趣味，又回到反文化的立场上去，我认为是不对的。媒体不应该给这些东西提供空间。
中国青年报：不光是普通老百姓，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喜欢“快男”、“超女”、“小沈阳”，感觉挺雅俗共赏的。为什么高雅的东西不能雅俗共赏，成为社会主流？
叶朗：我们并不反对通俗艺术，但我想：第一，不要用通俗、流行的艺术排斥高雅艺术和经典艺术。因为只有高雅艺术和经典艺术才能引导青少年追求更高、更深、更远的东西，流行艺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第二，我们要防止通俗艺术走向“三俗”。通俗在适应大众审美爱好的同时，也要提升大众的趣味。王朝闻有句名言，“适应是为了征服。”适应你的趣味，是为了提升你。
“小沈阳”们是有他们的观众，但不能把艺术舞台变成他们的天下。有些格调、趣味很低的东西可以在歌厅演出，但不能出现在国家舞台上。国家舞台上演出的东西应该代表国家的最高水平。
中国青年报：通俗艺术怎么提升？
叶朗：一些艺术家可以参与普及艺术的工作。宋词，本来也是流行艺术，但柳永等文人艺术家参与进来，就把它提升了。
大众审美趣味需要提高。过去我们常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这话没有错。高雅的东西怎么能慢慢让更广大的人民接受，这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比如说昆曲。我们把白先勇的《牡丹亭》引进北大，演了好多场，很受大学生欢迎。他们发现原来中国传统艺术如此的美，有学生还说“美得叫人心碎”。
这里面，白先勇他们做了很多工作，服装、化妆、舞台、美术、灯光等等，都下了很多工夫。要考虑古典和现代怎么衔接，而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因为汤显祖那时的演出，肯定和现在不一样。黑格尔说，古代作品拿到今天来，肯定要改编，“美是显现给人看的”。我们要让当代观众感到熟悉、喜欢古典，就必须融入现代的趣味。
中国青年报：最近有很多名著被改编后搬上荧幕，也说是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解读传统文化。您感觉怎么样？
叶朗：改编名著，有利于经典作品的普及，我是赞成的。但是，改编经典，必须非常谨慎，要在融入现代趣味的同时，保持它原有的品位，不能把它“解构”。为什么？经典已经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与民族生存的气脉有联系，不能损害它。有人说，《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眼光，新《三国》是今天导演的眼光。何必比较？《三国演义》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你可以改编，但要尊重它。
我看有的观众说得非常好——世界上每个拥有优秀文化遗产的民族，都对自己的文化抱着绝对敬畏的态度。从没听说过俄罗斯人以戏谑的态度翻拍托尔斯泰的作品，英国人也不会戏说莎士比亚。一个民族只有尊重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才能获得其他民族真正的尊重。 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精神层面，丢掉这个就把中国艺术传统丢掉了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中国美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引导人们去追求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而对于那些在城市“蜗居”的农民工和大学生，他们都还挣扎在柴米油盐之中，“诗意、创造、爱”的人生似乎很难属于他们。
叶朗：事实上，即使是“蜗居”，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生活跟过去比还是改善了。我大学毕业后，在集体宿舍住了15年，之后又在一个10平方米的房间里住了10年。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确实有联系，但不能说现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差，就不能追求高远的精神生活。
其实，我们从历史记载和古代诗歌中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常常在平凡的生活中着意营造诗意的氛围，这种氛围往往沁入人的心灵最深处。我们从老北京蓝天传来的鸽哨声，可以看到那时的人们如何寻求平淡生活的快意。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文化性格和审美情趣，对于民族生存和历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青年报：现在国人还能营造这种诗意的氛围吗？
叶朗：教育有时很难抵得过经济的力量，但正因为现在物质、功利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所以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呼声。美学应该回应时代的呼唤。强调精神的价值和心灵的作用，也正是中国传统美学的特点。
国外有的汉学家在研究中国艺术时，考证很细，特别注重物质层面，而精神的东西反被抽掉了。我们国内一些电影也想以“中国元素”来吸引观众，但他们抓住的都是“物”和“技”层面的元素、符号，把文化精神的内涵抽掉了。其实，中国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十分重视精神层面，用宗白华先生的话说，中国艺术是一个“永恒的灵的空间”，丢掉这个就是把中国艺术传统丢掉了。（记者 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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