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福柯逝世，与列维-斯特劳斯当时在中国的命运一样，在当时中国，除了几个人，没有人知道谁是福柯。但绝对出乎意料的是，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福柯的名声在中国青年学子中如日中天，我的单位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年轻学者们，几乎不在文章中引几句福柯，就好像没有学术水平，况且他们的专业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已逝知名作家王小波的夫人、社会学所李银河关于性和婚姻的研究，近年在国内影响甚大，她的理论灵感中的重要资源，也来自福柯；1995年，德勒兹逝世，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也是近几年的事情了，尤其是中国搞电影理论和文学艺术(特别是摄影、建筑、雕塑、绘画)的年轻人，简直对德勒兹如醉如痴，其原因，大约也与福柯曾经说过的一句戏言有关，这位德勒兹的亲密朋友断言：21世纪是德勒兹的世纪；还有2004年逝世的德里达，这位在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者中间有世界名声的法国哲学家，尽管其理论十分晦涩，在当下中国，绝对不缺少“学术追星族”；最后一位，是2007年辞世的波德里亚，一个专门研究网络和消费社会的法国哲学家，时下在中国学界同样非常有市场。那年国内某刊物采访我，让我对波德里亚逝世发表看法，记得我当时说，他的逝世，标志着他那一代思想大师整体离去，他是最后一位。现在看来，我当时显然忘记了他的老师辈儿的列维-斯特劳斯。
是的，列维-斯特劳斯真是太老了，他在顶峰，在最高处独自享受着孤独。
当然，我忘记提到名声决不次于以上各位的拉康(1981年逝世)，他是精神分析哲学家；还有利奥塔尔(1998年逝世)，他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有已逝的、同样享誉20世纪世界学术界的阿尔杜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罗兰·巴特——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学批评家，梅洛·庞蒂与列维那斯——现象学家……
刚开始，我本想只列举几位，但是，心太慈，因为还有其他大师地位一点不差。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必须停笔了，否则文章就成了名单表了——这是一件令我们深思与困惑的现象，论人口和国土面积，法兰西只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份，但思想大师的数量远远地……比我们多。
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靠行政命令，办一件世界规模的大事，因为我们人多；但是，唯有思想大师这件事儿，是命令不出来的，大师要有大师的土壤。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写了《论法的精神》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让我引一段他的话作为结语，不用分析评论，因为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我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法国人。或者，作为人我是必然的，而作为法国人，我是偶然的。如果某件事对我是有利的，而对我家庭是有害的，我就在精神中排除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家庭，而不利于法国，我就设法忘记它；如果事情只利于我的国家而不利于欧洲，或者有利于欧洲而不利于人类，我就视它为犯罪。”
我认为这样的精神境界，才是出大师的文化土壤。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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