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文字博物馆还专门设有“民族文字大家庭展厅”，不仅展示了如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等在中国社会中使用较为广泛的兄弟民族的文字，也展示了一些虽然在中国文字史上使用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对于解读一些兄弟民族的典籍，了解和发掘兄弟民族文化历史十分重要的文字，这是如何考虑的？
冯其庸：我认为中国文字博物馆将兄弟民族文字和汉字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弘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包容性。我们说文字是历史文明传承的载体和见证。中国有很多兄弟民族早期的文字已经失落了，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一些最原始的文字、一些曾经出现但今天已无法解读，已经成为死去的文字，包括发现出来的早期的文字都好好保护起来，因为我们今天有一批著名的专家能识读和研究甲骨、金文，还有一批专家能识读和研究中古时期西部地区的文字，他们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就为我们研究远古、中古时期的历史文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人对远古、中古时期历史的再认识铺平了道路。所以我们要格外珍惜这些古代的文字。
记者：在中国文字史中，汉字和一些少数民族文字之间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冯其庸：的确，有一些兄弟民族的文字是根据汉字创制而成的。应当说，汉字和一些兄弟民族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经过历史的选择，汉字逐渐成为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的符号系统，维系着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有了统一的文字，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俗的人民就能够通过共同的文字和语言来沟通思想、交流情感。我十余次去新疆，多次到维族老乡家里去，他们大多可以看懂汉字，并能听懂汉语，有的也会说一口流利的标准汉语，我们交流起来没有什么障碍。56个兄弟民族能够成为一个和谐大家庭，应该说汉字的功劳是无可估量的。
再造善本 与文字结缘
记者：中国文字博物馆入藏了一套现已出版的《中华再造善本》，作为该项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之一，您认为“再造”的意义何在？
冯其庸：我们好多珍贵的文献典籍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已经失传，有的是珍贵的孤本，不能借读，我读书的时候，宋元孤本就不能借读。所以长期以来，古籍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古籍得到充分利用，2002年起开始实施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从现存国内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图书馆、私人收藏的古籍善本中精选珍贵版本，用现代和传统的相结合的仿真影印技术，使得稀有、珍贵的古籍善本“化身千百”，实现了“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目的，以往看不到的宋元孤本，现在可以看到了，这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学术繁荣有很大作用。现在第一期工程已经结束，效果很好，第二期工程已经开始启动了。
记者：您曾谈到过您年轻时就与文字结缘，经历纷飞的战火和大时代的变迁，如今在87岁高龄任中国文字博物馆首任馆长，定有一番感触？
冯其庸：我很小就喜欢古文字，在无锡国专读书时，有一门“说文解字”的课程我的成绩最好，对古文字的研究也最有兴趣。1947年我参加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大学毕业后在小学里教书，1949年4月22日我迎接解放军过江后，第二天就报到入伍，参加解放军，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学古文字了。1954年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教大一国文和文学史的课程，那时运动一个接连一个，我的课程又特别重，这样对古文字的学习也没有时间继续下去了，但是只要碰到与古文字相关的事情，我仍然特别有兴趣，比如我们家乡“文革”期间发现有铭文的五件青铜器，铭文都较长，其中一件是很大的铜鑑，唐兰先生还与我一起琢磨过铜鑑上的铭文，后来差一点被毁掉，经过努力，我把它运到了北京，不少古文字专家对它作了研究，把它定名为“(我+阝，左右结构)陵君鑑 ”。我把它无偿地交给了南京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的时候，我83岁，那时还参与了许多课程设置、专家聘请的具体工作。此次聘我为中国文字博物馆的首任馆长，我备感荣幸的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年事已高，学识有限，但我相信有党的领导(从中央到省市)，有各位学术造诣精深、治学风范严谨的知名专家作顾问，还有许多社会著名人士的支持，中国文字博物馆会越办越好的。我将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为中国文字、文化、文明的传承发展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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