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的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
就这样，父亲用他果断的“遗弃了别人”的行动，最后把季家彻底摧毁了，完成了他的成仁之举，先于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天意难违
天无绝人之路，人心思和，天意难违，是难破的真理。2008年10月下旬，突然爆出了一件“季羡林藏品被盗卖”事件。举报人张衡在拍卖市场购得多幅上款是季羡林的画作，于是怀疑有人盗出了季羡林先生的珍贵收藏。他认为季羡林先生处境危险，呼吁人们给以重视，并决定向北大和公安局报案。稍早的时候，还发生了后任秘书被辞退，张衡和蔡德贵被委任为助手的事情。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莫衷一是。
我完全不知根底，依然身处局外。大概是在10 月底的一天，张衡派人给我办公室送去了一套复印材料，其中有他拍购的字画以及父亲写的几张便条。11月3日下午，我与张衡见面。他向我介绍了近期发生的种种情况并声称父亲处在危险之中，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仔细看过他给我的复印材料，觉得他买的那些画恐怕都属于假造，连赝品都不是。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判断。由于张衡已经得到了李玉洁的一些证词，说明其中确有真品，所以张衡对我全盘否定的意见难以接受。但是，由于我与父亲隔绝已久，不了解情况，不能提供什么帮助，纵使心急如焚，也只能隔河观火，爱莫能助。因此，真画乎，假画乎，流失乎，没流失，一时难以定论。就在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1 月初的一天夜里，张衡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医院里的护工小岳要和我通话，并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立刻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后任秘书已经不来医院了，张衡和蔡德贵也没有管事，那时在医院的父亲基本上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急需有人看护和处理各项事务，特别是自己的亲人。她经过了解，知道季先生有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家来照看自己的父亲。她征求父亲的意见，问，儿子要来看你，你让他来不？父亲说:“儿子真的要来，我欢迎。让他来！”小岳心急如焚，连连敦促我尽快去医院。这真是出人意料。父亲的召唤使我十分激动，我思前想后，觉得父亲这样决定，实在体现了他的勇气，也是他的大智大慧的表现。
我和小岳商定于11月7日上午去医院会见父亲。小岳嘱咐我一定要带一些季先生喜欢的家乡吃食，因为他实在厌倦了医院的饭菜。11月6日晚，我和妻子小马赶制了两样济南家乡饭菜懒龙和十香菜，随后我彻夜未眠，脑海里总是翻腾着明日上午会见父亲可能发生的一切。我设想了对父亲要说的话，以及父亲可能的各种反应。但我终归不能肯定那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难呀，十几年隔绝，人在咫尺，心各一方，意气指使，互不相让，为人利用，后果难耐，一旦相逢，如何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家乡济南小吃，怀着如进考场一样惴惴不安的心情到了301医院。小岳替我办好了并不合规定的进院证，唐师曾、蔡德贵、李小军诸位也设法和我一起进了医院。当我走进父亲住的2号楼403病房的时候，只见父亲端坐在一张小桌后的沙发上，神情静穆，略显紧张。我立即走上前去，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未敢就座，说道:“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说:“我现在还是给李政道先生做助手。他和你一样是个工作狂。”
父亲说:“工作狂好，当懒人，没有出息。”
我又说:“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
父亲说:“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
我说:“十三年来，我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医院，也专门来过医院多次，就是进不来！”
父亲说:“为什么有这么多障碍？我了解一点，但不懂。”
我说:“十三年了，我很想念父亲。”
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
这时，我激动得不禁泪流满面，但旁边有人提醒我不要失态，于是我把带去的食品请父亲过目。这两样食品是父亲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欢喜的。他看后说，很久没吃过这种东西了。据小岳说，午饭时父亲吃得特别高兴。
接着，父亲谈起了偷画的事情。他说，他几年前就觉察有人偷画。他们当着你的面叫爷爷，背后就偷你的画。不用成立什么调查组，很清楚嘛。他又说，有人甚至要毒死他，因为他死了就没事了。又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我们谈了很多。他询问了在北京的各位亲属的状况，特别关心我五舅和五舅母的情况。在得知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他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一位已经93岁，另一位也已是90高龄了。我告诉父亲，他们非常想念他，很想来看望他，可是不但没有来成，连在父亲面前提到他们都不允许，甚至蛮横地说哪里有这门亲戚。随后，我们又谈到济南的诸位亲友，谈到在国外的孙子、孙女和外孙子三家的情况。我告诉父亲，所有近远亲属，都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很多人都要来看望他。父亲听后非常高兴。到此时，父亲在别人挑拨忽悠之下，在自己脑子里形成的“亲属无情论”，以及对我的那些中伤诬陷，全化为乌有，所谓冰释前嫌，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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