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运动对于普及文艺知识、使人民群众零距离地触摸和感受文艺，活跃和发展农村的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当时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的“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这种一哄而上的突击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式、行政命令式的发展文艺的方法，是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艺术价值上看，文艺“大跃进”所产生的文艺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其次，“大跃进”时期文艺表面的繁荣，并不代表文艺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由于文艺“大跃进”运动存在着诸多问题，作为文艺家、诗人的毛泽东也感受到了。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再加上农业高产“卫星”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和随后到来的全国严重的粮食饥荒，群众的文艺创作热情的锐减，文艺“大跃进”逐渐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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