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见的产生，许广平先生谈到过两点:一是徐琥曾劝说鲁迅不妨参一下禅，悟一下道，那样可以少争些闲气，于健康大有好处，为此他还手抄《悉怛多般怛罗咒》赠与鲁迅；二是他要求鲁迅转稿时再作誊抄，以便收回原稿(这要求确实有些过分！)。我们今天来看这两事，似可作同情的理解:于前事，徐琥无恶意，鲁迅不爱听。其时非如现在，那当儿黑暗之气“如磐”，重重地压在人民身上，鲁迅犹一“大力神”，赫剌克勒斯，肩鼎闸门，放光明进来，让青年出去，哪里有瞬间腾挪的工夫？正如他自己所言:“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于是徐琥之诚意的“讽劝”，一转而成“风凉话”乃至“退堂鼓”了。于后事，徐琥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多加小心，采取自以为必要的措施，无可厚非，毕竟柔石牺牲了，杨杏佛、史量才又相继遇害。只是常常这么“搅扰”，谁都会起不适的反应，况且鲁迅那么忙，身体又那么不好，即便是权宜之计，也要不理睬一下，否则，真是吃不消了。还有一点，即许广平先生提到的“思想亦不一致”，这是鲁迅给黎烈文的信中谈到的:
“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短评十篇，今先寄二分之一，余当续寄；但颇善虑，必欲我索回原稿，故希先生于排印后，陆续见还，俾我得以交代为幸。
又说到:
其实“此公”文体，与我殊不同，思想亦不一致，而×公××，又疑是拙作……(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那时的徐琥正在翻译尼采，之后又译叔本华和歌德(《葛德自著之浮士德》，商务印书馆，1939年)。在思想上，亦处于兼收并蓄的时期，并且精力充沛，随想随发，出之便是五光十色。鲁迅则不同，目标坚定，主旨一贯，譬如战士上战场，“端起枪来打他一个正着”。或许鲁迅所说的“思想”，正与“想法”同？“想法”不同，问题则没有那么严重。许广平先生说徐琥“……而自处复老气横秋，殊少青年凌厉之态”。这话殊与另外一句话“他天赋极高，旧学甚博，能作古诗，短评，能翻译，钦慕尼采，颇效其风度”有别了。或许鲁迅的话较为允当，说他“年未‘而立’，看文章，虽若世故颇深，实则多从书本或推想而得，于实际上各种困难，亲历者不多”。这话，实际上也是一般读书青年的通相。也许徐琥身上这种隐隐的倾向与鲁迅的确“不一致”？因为鲁迅对彼时的学术状况颇有微词，指出那些“光怪陆离”的学问，似是而非的“大言”，如操刀进毒，斫伤我们的“自心”。在鲁迅本人，仍是坚持以文学为武器进行韧性的战斗。其实，这“不一致”又可谓殊途同归，因为师徒二人都是精神上的独行侠，虽取方式不同——一文学，一学术，但前进目标不二——民族精神的进步！
1936年10月18日，鲁迅在日记上只写下了两个字:星期。是日，鲁迅旧病复发，喘息不止。第二天5时25分，巨星陨落，鲁迅逝世。22日下午二时出殡，一大清早，徐琥独自一人来到殡仪馆凭吊鲁迅，并谒见了许广平先生，当时他悲怆万分，对师母说，先生给他的许多信，可以集成厚厚的一本，希望将来能够印出来。
鲁迅未再能打开日记了。“诗荃”这个名字，保存在其中，而走出来的，是尼采的翻译者——梵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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