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和学校流离失所，逃难者有之，狗苟蝇营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变化离奇而寻常，对国统区是最大的讽刺，对高等教育事业与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这里一怒而去，苏小姐成了香港、重庆之间的投机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坏，势利校长耍阴谋手腕，方鸿渐心情恶劣，孙小姐和他结婚与离婚，这就是方鸿渐的“命也夫！命也夫！”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围城》！一场围城之战委婉叙来，极尽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动荡不安的国家大事，抗战乏术，逃难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无门。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话家常。
《重读〈围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我曾先后听到北大吴组缃教授和朱光潜教授谈到这篇文章。吴先生说，文章不长，但写得实在细腻。有的文章说《围城》写得好是因为钱钟书有知识、有学问。他说，有知识、有学问不一定能写好小说。《围城》写了众多人物，主角、配角大都写活了，小说只有写出了人物，才能吸引人爱读。朱先生说，《围城》多年没有再版了，许多年轻的读者不熟悉，健吾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助读者确切了解作者到底在小说中想要说什么，表达什么。只有摸准了作者写小说的初衷，对小说定位评价才可能准确。
《重读〈围城〉》发表后，我曾去过健吾先生家。他关心文章发表后的反应，我将听到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他。这次谈话中他又谈起一些有关《围城》的旧事。有两点值得一记：一是《围城》连载期间，振铎先生和他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对这部小说的好评，他俩曾计划小说连载完毕出书时，约请其中几位撰文，如柯灵。他特别提到吴组缃，组缃先生当时在南京，曾写信给他，说钱钟书学问做得好，但在《围城》里不卖弄学问，是在写人物。他为此事专门写过信向组缃先生约稿，后因时局的急速变化，刊物也面临停顿，这个想法自然也就搁浅了。二是《围城》初版时，出版人在推荐这部小说的广告中说：“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健吾先生说，这段文字是他参与推敲写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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