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说胡风于舒芜“如同再造”，似无夸大。除了实际提携，胡、舒之间也频有书信，内容自然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思想方面，彼此交流、沟通。但以当日年龄、声望的差别，在舒芜而言，这些交流、沟通，不免也被当做指导。这样交往了几个月，他们的关系有相当的进展，于是发生了《论主观》的写作。
谈胡风事件，就不能不提到《论主观》这篇文章。关于它的写作，《后序》几番谈到胡风和路翎的启发及鼓励，这些笔墨自某一方面看来恐怕另有所谓，而作为一般研究者，却主要是从中捕捉当时文艺界、思想界的信息，从这样的角度看，《论主观》的酝酿与胡风、路翎存有联系应属正常，否则反而不易解释。
《论主观》及《论中庸》之后，舒芜尽管仍在参与“胡风派”的评论以及论战，但若即若离心情已露。对1946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他自己的用词是“困惑和撑持”。所谓“撑持”，当然是无心恋战却又碍于情面，而为这种状况所苦。他说，“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这种“失败主义的情调”，显然与审时度势有关。随着党一步步走向建立全国政权，舒芜越来越放不下因《论主观》陷入的漩涡，也就是他所谓“《论主观》刚一出来，就受到权威方面那样的打击”。在性格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一条好汉，而且恐怕也不像别的人，那样激于义气。虽然大家不免都在审时度势，但舒芜的不同是较多从自己感受出发，较少从友朋群谊出发。所以，1946年以来，他其实一直是悄悄地从“胡风派”引退，缓缓地拉开距离。
解放时，虽然未必刻意所致，但他与朋友们的地理距离，却远至南宁。在北京及上海，胡风及其拥护者们聚集在一起，舒芜则独自呆在南陲。这已经对以后的事有所暗示。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中，舒芜暗暗发生着“转变”。1952年，他先后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亮出“反正”姿态。胡风与舒芜从此绝交，乃至发生1954年舒芜随聂绀弩、何剑薰，不告而至造访胡宅，被臭骂出门的一幕。 4
从事情脉络上，现在已看得清楚：第一，胡风事件除了思想原因，没有任何别的原因。第二，思想原因则是指，“胡风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也根据他们对于“五四”特别是鲁迅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述二者在他们看来是一致的——主张一种文艺观，主张一种用文艺投入解放事业的方式，顺带着，还主张了一种革命者的实践与自我改造的理论，而这些主张，与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权威体系有不一致和相抵触的地方。第三，他们被要求放弃、服从和自我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心悦诚服地这样做，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负隅顽抗”。
事情无非是这样，再加上一些心理因素和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到1955年终于不可收拾。
我们还能分辨，历史向前推上几年，或向后推二十几年，例如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之后，即使一模一样的“胡风派”存在，也不会导致那种结果。因此，胡风事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幸赶上了这样一段历史，从而成为悲情集体。这一点，也是一目了然。
但是，以上只是我们对这种历史最浅显的认知，所形成的反思也不费太大气力。而实际上，历史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这样一个格局，先前就有漫长的道路。甚至于，事情的由来，也全非权威击碎异端那么简单，击碎与被击碎之间，本身含有极复杂而且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令人想到“共振”这个词。这需要从20世纪中国精神走向、价值选择、知识分子意识等辽远的方面求得解释，乃至要从中国历史与文化根基求得解释。舒芜的《后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度，意识到了自己一生变化后面有一种历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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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年有关现当代文学史人物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20世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这首先因为他们是一大现象，数量上平心而论占有优势；其次，在经历上，他们普遍比较复杂、曲折，有更深的内容值得思索。
单就人数众多这一点而言，就足以令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奥秘感到好奇。对于左倾思潮是否占着主流地位，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的学潮，很明显，几乎都是左翼现象或带有左倾痕迹的，这大概能够说明，在学生阶层中左倾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当然，我们拿不出什么量化的统计数据，来显示学生中左、中、右各自的比例。不过，倘以文坛为例，这种对比却比较容易搞清。虽然从前文学史写作，对左翼之外的作家加以遮蔽，然而90年代后这种遮蔽渐渐打破以来，我们一方面看到过去文学史写作抹煞了一些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发现，对这种抹煞的纠正，没有使文学史的基本布局发生太大改观，换言之，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
这应当是20世纪中国一个根本性的精神现象。
而在我做过的个案里，那些左翼文人的发展史，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出自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观，然后抛弃它，转而信仰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有规则的现象，一般性地解释不难，但是堪称详尽、细密、深入而富于条理的个人心灵自剖，很少见到。到了舒芜《后序》，我才觉着看见了一份清晰的陈述。
舒芜虽生于“五四”以后的20年代，但那时乡间私塾仍授传统蒙学，加上方家(舒芜本名方管)是桐城派后裔、理学世家，所以他有旧学背景。这一点，跟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相像。
但是，一经接触新文化，这点“家学渊源”不论怎样悠久，也立刻被击溃。“后来读《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和《狂人日记》，便能够懂得‘孔家店’里是些什么货色”，“新文学家们的流派异同，我不知道，只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比理学有趣得多；后来回想，当然是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引起我的共鸣，同理学发生了矛盾。”所以到了初中阶段，他就形成了人生思想第一个阶段的四个支点：
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
其中理路，易于理解，不必多说。
以下来到高中阶段。这时，他的思想又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也被概括为四个支点：
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封建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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