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天，我开始为我的摄影导师基恩·米利工作，并跟随他学习新闻摄影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帮助米利翻查他毕生全部作品的负片、小样和幻灯片，筹备他的摄影集，度过了许多个难忘的下午。
在我的印象中，基恩从未提及光圈、摄影机或景深。比摄影技巧更重要的是，基恩教会我怎样阐释人类的体验，并将其富含生气地反映到二维影像上去。他让我坚信，一个人必须深刻关怀他的拍摄对象。
当初我带着《时代》周刊的第一份委任状来到中国时，并没有意识到我在北京的命运，我将在这里拍摄中国“伟大的舵手”毛泽东的葬礼。当时我被困在广州，旅行社导游告诉我现在去北京可能有点“不方便”。我冲到街上，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都在拍摄当地人筹备毛的追悼会。
在平日里中国最轻浮的广东人的脸上，我看到了一种不平常的平静。我不太能确定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表情。他们曾宗教般虔诚地背诵毛的语录，现在则开始关心自己的未来命系何处。
从那时我便了解到，毛的去世，是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十亿中国人预料中的震惊。他们花了远超过自己想象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们需要重新思考没有毛的未来。
此后我多次因公回到中国，停留时间从几周到数月不等。但我很快意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了解中国，了解她复杂的历史，了解政治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制度带来的巨大影响。而要想以影像呈现这个国家，我必须建立各种个人关系，并要付出比一般中国人多得多的耐心。
从1979年秋天起，我作为《时代》的摄影师再次回到中国，不久还加入了美联社。能够说一口汉语和几省方言的确令我工作起来比其他摄影师轻松一些，但这轻松不宜过高估计。这是一个外国人被排斥于重大事件之外的国家，尽管如此，我从未因我的报道和图片而招致政府的阻挠。在中国，我们可以自由地质疑和拒绝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对我来说，这才是出版自由的真正晴雨表。
多年来我与我的中国官方同行之间建立起了良好和睦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审美取向往往大相径庭，并且在一幅好的摄影作品的标准上分歧良多。
1979年8月，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Walter Mondale)访问《时代》杂志北京分社，其间我与蒙代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一起参观了北京一家景泰蓝工厂。当我准备拍摄一张母女二人选购纪念品的照片时，一只手伸进了我的取景器，把女士们前面的玻璃盒上的一只烟灰缸调整了位置。
我回头看见了一位新华社摄影记者。显然这只烟灰缸扰乱了他的审美构图，使他最终忍不住伸手去移动它。然后，他按动他的禄莱120的闪光灯，拍下了照片。
许多中国摄影师，就像我的这位新华社同仁一样，相信应该像处理一幅传统中国山水画一样去拍一张照片。中国摄影在很大程度上受毛泽东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和谐观念的影响。这位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想必认为烟灰缸破坏了照片的平衡，所以将它剔除出去。
一趟山西煤谷口煤矿之旅让我更加谙熟中国式摄影对内容的要求。在拍摄一群满面煤灰的煤矿工人时，一位干部发出了反对的声音：“矿工们不愿被拍成这样，看上去多不干净。”仿佛中国的矿工是世界上唯一一群在650米深的地下作业后仪容不整的人，这位干部建议我等他们洗完澡之后再来拍。
在中国，官方组织的参观往往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工人和农民通常都会被要求提前打扫工作场所，梳洗一番才来迎接国外友人。每次看到“热烈欢迎美国友人”的牌子，我都会想起这一点。
1981年的冬天，我来到哈尔滨。这座粗犷的工业城市矗立在黑龙江东北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黑龙江省与苏联共享着3400公里长的边界。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看到大约100名农民跟随在一列卡车后面，每个人都戴着一副朋克太阳眼镜。他们挥舞着大纸扇，载歌载舞，庆祝传统春节。当地领导迫切地想让我拍下这群快乐的农民演员那鲜红的脸蛋和嘴唇，但他坚持要我等队伍站好了之后再拍。“没关系，”我说，“这是抓拍。”“什么是抓拍？”他站在我的徕卡面前，友善地问。
决不能以此判定中国人对摄影心怀敌意。我从没有见过哪个民族会这么愿意从他们微薄的收入中拿出大笔的钱用来拍照。从故宫到长城，到天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游客摆姿势拍照。北京站地铁里有家由一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年轻人操持的照相馆，顾客付3角钱就可以在一列火车前拍一张照片。一家有两盏钨丝灯的照相馆甚至为顾客提供装饰用品——女士是手袋和塑料花，男士则是西装和领带。
我可以和中国的摄影师交上朋友，但这并不容易。我曾经邀请四位《中国日报》的摄影记者来我的公寓吃饭，顺便讨论一项摄影计划。其中一位摄影师表示需要跟他的主编商量一下是否方便接受邀请。一个星期后，他电话告知我最好另择地点——显然，我的住所不合适。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我曾在电影《末代皇帝》位于故宫的拍摄现场遇见一位中国摄影师，并邀请他来我的住所进餐。“非常荣幸。”他说。相熟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位高官之子。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用一部摄影集就能涵盖中国人，但有望通过这些照片帮助人们一窥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挨过了两千多年的贫穷，尽管这个国家仍然陷于其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中，但同时她也被其丰富的文明保护着。一位仿佛对过去的灾难毫无畏惧的四十多岁的中国人（他的父亲曾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向我一一历数过去几十年中所有的政治运动。他数完之后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三年的历史中，共发生了二十五场政治运动。
西方人迷惑了。“什么样的人，”他们自问，“能够年复一年地承受‘教育’与‘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答案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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