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赠瞿秋白联
鲁迅读了这篇序言后感到欣慰，据冯雪峰回忆：“他说：‘分析的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他说话的时候态度是愉快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深的感激和情意。”对于序言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如关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的论辩，也引起鲁迅的知音之感。瞿秋白写道：陈西滢、章士钊等人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读，就是认作社会上的某种典型”，而并非后来的读者说的“攻击个人的文章”。对此，鲁迅说：“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这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瞿秋白在后文论述“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鲁迅对创造社的批评时，再一次提到鲁迅这个“经过私人问题去照耀社会思想和社会现象的笔调”。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仅此一点，也会使鲁迅产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了。深刻的了解，是鲁迅与瞿秋白形成深厚、久长的友谊的最深的原因。鲁迅之所以会对瞿秋白产生亲密之感，我认为，还是因为瞿秋白的真诚与平和。
鲁迅的大半生中，遇到过太多虚伪的文人学士，也领教过不少青年“才子”的张狂。就说此前不久，他就饱受“文学革命”倡导者（主要是青年）的攻击和嘲笑。瞿秋白比鲁迅小18岁，对鲁迅来说也还是“青年”。然而瞿秋白与那些青年大不相同。瞿秋白过去在党的领导层中以具有民主作风著称，从不以势压人。在左联时期，瞿秋白已被排斥在党的政治领导机构之外，但仍得到一般左翼人士的敬重，仍被视为“领导”。瞿秋白这时也没有政治上的优越感和理论权威架势。对于鲁迅这样一位思想深刻、战斗不息而又年长的党外前辈，他更绝无轻慢之心、“领导”之态。这与左翼中一些生吞活剥地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的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就好像“独得了‘工人阶级文化代表的委任状’”，视鲁迅为“落伍”者而加以指责、戏弄的青年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在鲁迅与瞿秋白相识后的几年里，就有好几件事情发生。例如，1932年11月，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首长诗《汉奸的供状》，用辱骂和人身攻击的方式“批判”“自由人”胡秋原，甚至恐吓：“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子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对这种流氓式的战法十分不满，写了一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寄去发表。然而后来几个左联中青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发表《对鲁迅先生的〈恐吓辱骂决不是战斗〉有言》，攻击鲁迅的文章“陷入了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陷阱！”是“戴白手套革命”，鲁迅“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糊糊，不得要领”，“真是好像见鬼”。瞿秋白写了两篇文章，对此作了严肃的批评，明确表示鲁迅是完全正确的。瞿秋白1934年1月离开上海后的这一年，又有两位左联青年向鲁迅发难。一个攻击鲁迅的《倒提》一文“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作者是“买办”。另一个因为鲁迅一封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信与鲁迅批判过的杨邨人文章发表在一个刊物同一期上，而毫无道理地指责鲁迅善于“调和”。他们惟我独革，不认识也无心去认识鲁迅文章的深刻和战斗热忱以及为人为文态度的严正。鲁迅并不要求青年无原则地尊重自己，但容不得青年当面称“敬爱的先生”，背后射“暗箭”。这些使他“寒心”。在这样的对比下，鲁迅怎么不会对瞿秋白倍感亲切，久久地心存暖意，在他牺牲以后还深深怀念他呢？
鲁迅早年就感叹中国人缺少“诚和爱”，因而瞿秋白的诚挚当然更得到他的好感。从鲁迅那边来说，他事实上是长者、前辈，而与瞿秋白相处似同辈，这也是鲁迅伟大的地方，使瞿秋白衷心感佩。相互平等相处、待之以诚应是他们友谊的一个基础。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形成的又一个原因，在于他们都是“工作狂”。他们有一种相同的优秀知识劳动者的品质和作风，那就是坚韧和认真。
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思想者，而且是伟大的劳动者。“要赶快做起来”是鲁迅对许广平常说的话，在他病情加重，自知来日无多时，更是想着“要赶快做”，而不管自己是否看得到结果，并且总是做得十分认真、仔细、周到。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中。他一生都厌恶夸夸其谈，随随便便，敷衍拖沓的作风。而瞿秋白虽然性情、仪态与他不同，但也是这样的作风，所以深得鲁迅赞赏。
现在许多人喜欢把瞿秋白描写成一个具有才子风度的人，或者径直称他为“才子”，以为是对他的赞誉。“才子”在鲁迅嘴里可不是一个好名词。那种“闻鸡生气，见月伤心”、“死样活气”的性情、模样，是鲁迅讽刺的对象。瞿秋白确实富于才情，且温文尔雅，但是他早年起就开始了“一天工作十一小时以上的刻苦生涯”，不肯虚度一日光阴。并且，也像鲁迅一样做得十分认真、细致、周到。例如他与鲁迅第一次书信来往讨论翻译问题后，又写了《再论翻译——答鲁迅》。有研究者发现，他对原稿作了70多处修改，以求表达得更为准确、精炼。他写那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从构思到完成，花费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有些事还是鲁迅亲历的：瞿秋白一答应翻译《铁流》（曹靖华译）的序言，即全力以赴迅速译出，近2万字。他交稿时还写信给鲁迅，详细地说明他译的序文中的小说引文与曹靖华的译文不尽相同及其原因，信后又引用了一大段曹译文字，让鲁迅参考。鲁迅还亲眼看到瞿秋白后编写《萧伯纳在上海》时的勤快和敏捷。对于这样的“工作狂”，鲁迅怎么会不赞赏且引为同道呢？尤其是鲁迅这时候常常叹息应做的事情太多，而“人手又这样少”的情况之下。
关于鲁迅瞿秋白友谊的形成的深层原因，最后或许是在于他们有某种相似的家庭身世。
鲁迅与瞿秋白虽然在自然年龄上属于两代人，但都出身于封建旧家又反叛出来，走到了新的阵营，可以说都是“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鲁迅的祖父和瞿秋白的叔祖（瞿秋白幼时家庭主要靠叔祖的俸禄为生），都是封建官僚，只不过瞿秋白叔祖的官职（官至湖北按察史、布政史）更显赫而已；而到父亲一代都随时代的变动衰败下来。他们都看透了中国封建末世的腐朽，深味了世态炎凉。入世既深，就不同于“各种‘薄海民（Bohemian）——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智识青年’”，有不少相同的社会直感、人生体验，常常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例如，在两人见面之前，鲁迅曾送瞿秋白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因为鲁迅当时计划着收集材料，写中国文学史。瞿秋白致信表示感谢，并顺此谈整理文学史问题。在这讨论学术问题的长信中间，却有一段看似不甚协调的关于自己幼时家中见闻的回忆。他说他父亲在一个大年初一，不知为了什么事情，大发脾气，要“办”一个人，喝令下人拿着他的名片把送此人到衙门去打了二十下屁股。这使幼年秋白大为惊奇和反感。瞿秋白是不大可能向其他人讲这类往昔小事的，他一定是觉得鲁迅能够体味他要表达的感情，而情不自禁的吧。又如，他第一次在鲁迅家里避难时，瞿秋白将他北京求学时期作的一首七绝送给鲁迅，并加上跋：“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此中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如果不是遇到鲁迅，这首诗他可能没有机缘写出，而湮没无闻，我们今天也无从看到。瞿秋白为什么将这首诗录呈鲁迅？因为从广义上说鲁迅也是“贵族”，并也早已“忏悔”，应也有类似的复杂情感经历吧，因而他可以吐露。他送这首诗，好像是与鲁迅的一次谈心。相似的家庭身世和情感经历，应是他们关系亲密的一个比较隐含的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
相似的家庭身世，又使鲁迅瞿秋白留存着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素养和气质。当然，鲁迅是非常强烈地否定中国专制主义的文化的，终生不渝；瞿秋白也对“皇帝制度”与中国旧式“文人”的习气与知识结构多有批判和针砭。但是他们并不褊狭，并不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都曾浸润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后因世界新思潮的洗礼和自身的深刻反思而排除了封建性的因素，而留存着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固有之血脉”，留存着其中的一些宝贵元素，例如求实的精神、刚健的风骨、高洁的格调，包括对过去一些清雅的艺术形式的爱好，只是两人的深浅程度不同。这也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这些是左翼新人不大能够感应的。
我说鲁迅与瞿秋白友谊有深层原因，主要不是指他们之间还有多少尚不为人知的交往事实，更不是说他们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利益共谋。我是要说，人的心灵，是比所有可见的事实加在一起都还要广阔深邃的世界。心灵的奥秘来自于人性的多重结构、情感的细微曲折，是探索不尽的。心灵的相通相契同样复杂微妙，尤其是在这样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之间，无法只用抽象的理论、逻辑的推理来破解，也是探索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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