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八十年代琐记

1
　　
　　一次在朱大可家，看到张小波喝得酩酊大醉，让两个人架着从卫生间出来。他双脚离地，如同瘸子连连嘟哝：不，不……好多年以后，张小波在北京成了书商，他参与炮制的《中国可以说“不”》红极一时。他好像不再写诗了。
　　
　　2
　　
　　一次，北京某文艺机关报主事领导来上海开会，亲临巨鹿路675号视察。周介人在梅龙镇酒家简餐招待，蔡翔和我奉命作陪。席间周介人见该领导心情不错，说道：“吴亮还是蛮憨厚的。”没曾想北京要员立即停筷正色道：“人虽憨厚，文章并不憨厚啊!”听了这话我憨厚地笑笑，却把周介人吓了一跳。
　　
　　3
　　
　　一次李庆西来，大约是冬季吧，我与程德培去火车站接他。三人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饭店吃饺子喝啤酒，李庆西问程德培：清污结束了，你们这儿传达了没有?程德培兴奋得直搓手，答非所问：吴亮又可以乱写了！
　　
　　4
　　
　　一九八四年年底，那个后来被不断回忆的“杭州会议”在空军招待所召开。
　　晚上，将军楼里的火炉和房间一样冰凉。许多人在楼下围着一架电视机看足球实况转播，好像是中国队对西亚的一个什么队。比赛还未开始，程德培已经十分亢奋，一会儿跺脚一会儿原地打圈儿。曹冠龙开玩笑说，德培像一只吃过药的蟑螂。李陀说，这种球也值得激动?德培说，好的球我们看不到。
　　
　　5
　　
　　一次在桂林开会，同行的有陈村。那时真是年轻啊!告别晚宴上，我豪迈地仰面饮酒，低头嚼肉，一大盘狗肉我吃了四分之三。事隔多年之后，陈村在他的某篇文章里回忆道：吴亮吃狗肉当场流出了鼻血！
　　
　　6
　　
　　一九八九年岁末，我对文学批评丧失了热情。至今令我不解的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考虑写回忆录了。我的第一本类似回忆录的小册子叫《往事与梦想》，一本关于阅读和写作的随笔。紧随其后的是《漫游者的行踪》……这一年的十二月特别寒冷，我每天写作到深夜甚至第二天黎明。那时候上海没有夜生活，晚上十点以后全城一片漆黑。只有云南路有两三家小饭馆通宵营业，在那里我消磨了许多个难眠之夜。一壶温热的花雕加半斤醉虾最后来一碗菜汤面，花销不超过十二元……等我跨上自行车回家时，天空已经蒙蒙亮了。除了扫街者和有气无力的水银街灯，只有湿冷的寒风从我耳边拂过。
　　
　　7
　　
　　一次我意外地发现在我家的左手边，仅隔两条马路，长乐路西端，那个形同大烟囱的“新锦江”还亮着依稀的灯光。好几个夜晚，我步行去那个空空荡荡的大酒店，尽管生意萧条，二楼的酒吧依然点亮蜡烛，影子在墙上摇曳。我坐在角落里写《咖啡馆》与《街道》，徘徊的钢琴声不合时宜地在我耳边飘过，若有若无。
　　那是—个非常时刻，我常常会灵魂出窍，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8
　　
　　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一个人去沈阳，刘齐请我吃街边的“朝鲜烧烤”(那会儿我们还不管它叫“韩国料理”)。一张油腻的木桌，中间挖个圆洞，铁丝网下面搁一只炭炉。刘齐笑话连连，我一边“唔晤”应声敷衍，一边大口吞咽。半生半熟的烤牛肉令我心无旁骛。我喜欢“朝鲜泡菜”，直到今天我都要在心里想一想才能把“朝鲜泡菜”说成“韩国泡菜”。
　　
　　9
　　
　　一九八九年入冬，“新锦江大酒店”的长乐路围墙下，常会遇见媚眼暗投的流莺。她们远没有今日同行毫不掩饰的露骨风骚，那是打扮不俗的少妇……“新锦江”对马路有个私人小酒吧，她们挽着外国男人的手臂推门而入，她们矜持地微笑，她们会简单的英语。
　　
　　10
　　
　　一次，我和程德培策划了“新时期文学十年讨论会”，后来会议在旅顺召开，一个漂亮干净的海滨小城。发生了许多故事，让别人去回忆吧，如果他们的记忆力尚未衰退……一九八六年的浪漫之夏……
　　那时候周介人意气风发，他私下里让我看了他的会议笔记。周介人说总有一天他会写回忆录(上帝保佑他的在天之灵)。还有我们作协机关的财务老房(愿他灵魂安息)。老房胃口一直不错，他红光满面，他还劝我少抽烟，他说身体最重要!
　　会议后来移至沈阳，分手前夜，大伙儿依依惜别。我们又开始拼命喝，而且是五十几度的汾酒。周介人说，别喝啦，昨晚你吐了一地!我记得我拿着斟满的酒杯到处挑衅，一连灌了十几杯……正在大伙儿酒足饭饱准备离席之际，复旦大学的某位小老弟端着两只满满的酒杯走到我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吴老师我敬你一杯!那一刻我已经摇摇晃晃，但我清楚地记得，席间我曾提议与他干杯，他说他不会喝酒!我马上明白了，他以逸待劳，现在觉得我已经是强弩之末。他此刻敬我的那杯酒，便是企图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一眼识破他的诡计，顺手从杯盘狼藉的桌上拿过来几只空酒杯——斟满，“一人三杯，如何?”我说。这小子哪见过这阵势，一脸尴尬，周介人在一旁不知底里，只顾说，不能再喝了!我心里明白，如果我喝一杯，我必醉倒无疑；如果一起喝三杯，这小子也必不省人事。这个孬种，可惜我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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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炎热难以忘怀。那时我仍是上海饮食冰箱厂的检修工。我请了假躲在家里写作，一篇五千字的评论半天就可以完成，稿费相当于工厂给我的月薪。当时知道我的人并不多，我兜里总有些碎银子，有那么点逍遥自在。夏夜暑热难当，我就一个人溜到淮海路去吃冰沙，赤豆或酸梅是我当初的最爱。我喜欢冰冻甜品却不怎么喜欢冰镇啤酒。
　　记得是七月初的一个傍晚，闷热，但稍稍有点微风。我坐在家门口纳凉，程德培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那时人们寻访朋友事先往往不通电话，那时长乐路浓荫蔽日街上很少车辆。
　　程德培郑重地邀请我和他一起去富春江边的白沙小城……半个月后，我们认识了“李氏兄弟”，然后是那个“月亮坪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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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在家翻检旧物，那一年(好像是一九八七年)去湖南拍的照片不知塞哪了——长沙、岳阳、常德、张家界——一辆破旧的旅游大巴玻璃窗震动着，夜色掩护下我看不到车轮从悬崖边碾过、碎石滚入山谷。我们饥肠辘辘一路颠簸，车窗外漆黑一片。在拐弯处，车灯把一块写有“张家界”三个大字的界碑照得雪亮。那一瞬间我不晓得写这字的是沈从文，他老人家当时还健在。
　　半途我们在常德的青年旅行社住了一宿。那是一长溜的简陋平房，蒋子丹安排周介人与我同屋。湖南土烧酒和拌凉粉十分诱人，半夜头疼欲裂腹内汹涌我起床如厕(那时候许多旅合只有公共卫生间)，走廊上我迷迷糊糊看见周介人独自徘徊。他说阿亮你的鼾声真是够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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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坐船去厦门。刚出吴淞口就开始晕船。有朋友递给我“斜桥榨菜”说能管用。那是一九八五年四月。我在厦门大学认识了刘再复、林兴宅，和刘再复真正熟悉是十年之后在台北与科罗拉多(留待我在《九十年代琐记》里回忆吧)。在“新方法论会议”上，他和林兴宅都是明星级人物。有关这个会议，现在仍历历在目的有两件事。一是朱大可会议上向我挑衅(后来我们成了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二是我和许子东在鼓浪屿山脚下的地摊街购物，我为我自己买了一只有黑桃老K图案的打火机，许子东为他太太看了皮包凉鞋首饰雨伞和太阳镜(我忘了他买没买)。我们一路聊日常生活，中间我对他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生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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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写《八十年代琐记》我翻了好几只抽屉，几只灰蒙蒙的大牛皮纸袋几只破损的信封。里面塞满了照片。往事历历在目。其中一张，我坐在一九八六年沈阳《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的办公室，和许振强下象棋，陈言与刘齐站立两侧观战。房间陈旧，阳光无力地照在我们的身上。落地窗和墙壁油漆斑驳，桌子堆满报纸杂志。他们告诉我，这个房间，当年曾是张学良的卧室。风流倜傥的大军阀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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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就是一九八七年，在太原我看到极其类似的景观——山西省作家协会的办公所在地原来是阎锡山的大帅官邸，多么令人遐想的地点啊!虽然当年将“匪产”作这样的安排，分配做文化机构有些匪夷所思。阎大帅的房子暗道密布，不仅鬼祟而且阴森。相比之下，少帅府多了点教养，也依稀闻得到女人味。
　　“一次，”我后来对人说，“我们在五台山遭遇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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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打鼾迅速得到了惩罚。第二天晚上我接到通知换房间，三个“害群之马”被集中在一起钱理群、吴福辉加上我。周介人笑吟吟地说，阿亮今朝夜里我总算可以好好困一觉了。
　　忘记谁了，可能前一晚与老钱或老吴(吴福辉)同屋的那位。窃笑着对我耳语：你必须比他们先睡着!我说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都能睡着……完全两码事!他强调说，或者你先喝醉了也是个办法。
　　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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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和蔡翔在洛杉矶机场遇到钱理群，他告诉我，这次去美国开会主要为了会会朋友，其次是买一台“打鼾者睡眠呼吸机”。可能要花两千多美元，老钱说，太太关照的，必须买。
　　我顿时想起了张家界的那个不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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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入那个指定的房间。房里三张单人床。老吴躺在最里面靠窗的那张床上和老钱聊天。老钱则坐在靠门的床边好像睡意全无。我知道了，我的床夹在他们中间。也许我的确喝了不少酒，人很困乏。我和老钱老吴草草敷衍几句倒头就睡……半夜，我醒来了……我听到了什么啊!整个房间如同船舱底层的机房，那种轰鸣声难道是从人的口腔鼻腔和胸腔发出来的吗?老吴那边仿佛有一台老式马达，声音单一，巨大，均匀，有持续性。老钱这边更了不得，足足一个重金属乐队!老钱的鼾声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一会儿如管乐齐鸣一会儿如口哨悠扬……突然，老钱这边的声音没有预兆地戛然而止，只剩老吴的驳船还在突突行驶……片刻过后，又是没有预兆地，老钱那边重新擂响战鼓吹起了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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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打鼾这里再添一条)
　　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期间，我曾与陈思和同住一个三人房间，另一位我想不起是谁了。早晨大家爬起来洗漱，陈思和说，吴亮你说了一夜梦话。“不会吧?”“你说的还不是一般的梦话，长篇发言，逻辑清清楚楚。”“我说了些什么?>‘当时我还记住了几句，现在全忘记了。”陈思和说。这件事于是就成了悬案。因为之前之后从未有人告诉我我在梦里发表长篇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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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夏天在海南岛华侨农场的一间酒吧，黄育海请许多朋友喝咖啡喝啤酒。那是个长廊式的建筑，敞开的酒吧紧靠泳池。泳池一半在室外一半不规则地延伸到桌边，池水的鳞鳞波光反射到低矮的天花板上。空调机嗡嗡嗡喷出白色的冷气。黄育海喜欢洋酒，当然他更热衷的还是涮锅茅台和粤式煲汤。以酒吧外面的蓝天和椰林为背景，我回忆起黄育海在上海肇嘉浜路清真馆狂吃涮羊肉的饿相。二十年过去了，黄育海成了九久文化公司的董事长。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喜欢热闹的粤菜和雅致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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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无缘无故想起了甘少成，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浪艺术家。此刻，他为我画的一幅肖像就搁在我左边的杂物架上头。画的下端写着“画老吴1988．11甘少成”。那天在新华路他女朋友家，我们喝了两瓶“尖庄”。老甘和我大谈法斯宾德，甚至预言般地说他渴望像法斯宾德那样夭折而死(老甘后来死于车祸，他酒后驾车撞在大树上)。临别前，他趁着酒兴给我画画。那时我也真够大胆，居然夹着画晕晕乎乎骑自行车回家。
　　老甘!现在我还常常在你画我的那幅画上感受到你留下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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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中旬，我躲在彭浦新村的一间朝北小屋内写作。那时写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一次探索的新浪潮》。我偏爱“一次”这个词，许多年以后，文德斯出了一本书就叫《一次》，里面的照片实在迷人……许多童话都用“有一次”来开头的，一个古老的开头。
　　
　　23
　　
　　一次，在香港碰到汪曾祺，他好像刚从爱菏华回来。香港新华社请客吃饭时，我留意到他抽的是不带滤嘴的“骆驼”。我说读您的文章您应该抽中国烟才对啊!老汪呵呵一笑，凑到我耳边说，“外国烟好抽，外国酒也好喝。”我说我看您吃饭之前特别爱喝绍兴酒。“那是在吃中国菜么!”老汪大乐。
　　这是一九八七年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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