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作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你对这份提名的个人感觉如何？它能代表2006年度华语文学界的最高成就吗？
谢有顺：我是终审评委，并不参与提名投票。这个环节，我只负责监督和平衡的工作。我只能说，这是一份很不错的提名。由于推荐评委阵营庞大，将近有三十位主编书面推荐，除了个别人没来得及交推荐表之外，大多数都已回收。很显然，这份提名名单中，有坚持，也有妥协。所谓坚持，就是专业性和文学影响力并重，并张扬了一种文学的创造精神——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评选宗旨；所谓妥协，就是这份名单更多的只是一种公众眼光的表达，还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因为未能进入多数评委的视野而被忽略——任何的集体投票，最终必然是妥协和平衡的结果，它总会留下遗憾。我无能为力，因为比起结果的公正来，程序的公正也不容侵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容易的，不该过度苛求，因为具体做一件事情远比空谈一件事情该如何做要艰难得多。
其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评价视角，一种可能有遗漏和缺失的视角，而更全面的评价，只能留待历史和时间来作出了——必须看到，人是有限的。但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份名单虽有缺憾，但还是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2006年度华语文学现场的一个清理和总结。尤其是在目前的评奖环境中，能有这种宽广视野、独特眼光的文学评奖，并不多见。
南方都市报：你觉得这届提名最大的亮点在哪里？它很好地保持了它先前几届的价值连续性吗？
谢有顺：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坚持了它自身的文学立场，并表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我曾说，在一个价值混乱、利益至上的时代，有必要用一种坚定的方式将真正的文学从一种泥沙俱下的局面里分别出来。谁都知道，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学境遇正变得日益复杂和艰辛，为什么？因为文学正在丧失信念，写作正在远离作家的内心。有太多的喧嚣，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费文化的影响，在左右着整个的文学传播，以致很多人的文学口味都被这些喧嚣和泡沫弄坏了，他们都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文学了。今天，只要一提起文学，很多人以为就是那些面上的东西，就是当下炒得最热的作家和作品，其实不是。相反，有太多创造性的文学，因为寂寞就被喧嚣遮蔽了。这个时候，一年一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存在价值在哪里？就在于反抗遮蔽、崇尚创造，在于向人们重申真正的文学到底是什么。
因此，年度文学评奖的意义，说大一点，是为了留存一个民族的文学记忆，说小一点，则是一种必要的提醒——提醒那些对文学还怀有感情的人，重视那些创造者的努力，并张扬一种纯正的文学品质。这一届的提名，基本传承了我们所一贯坚持的价值原则。
南方都市报：你认为本届提名最大的缺憾在哪里？还有哪些重要的作家、重要的作品未能受到关注？
谢有顺：本次提名最大的缺憾，就在于诗歌的成就远没有得到大家足够的重视。我赞同推荐评委之一、《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先生的话：这几年文学的最大成就是在诗歌上。相比之下，很多热门的小说了无新意。可是，多数的评委，眼光都集中在小说上，在诗歌推选这一栏，不少人都交了白卷。这是一个小说的时代，但文学的尊严却常常被诗歌所捍卫。小说越来越成为一个俗物，从中获取名利太容易了，它远没有诗歌来得纯粹。但是，浮在面上的，受到关注的，往往是小说，而非诗歌。不仅“年度小说家”这一项人满为患，连“年度杰出作家”、“年度最具潜力新人”这些提名也几乎被小说家囊括了。
这个时代的文学难道只剩下小说了吗？显然不是。是今天的读者、包括今天的文学专家们在阅读趣味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即便是现有的诗人提名，也远不能概括当年度诗歌的全部成就。如张执浩、鲁西西、代薇、余笑忠、杜绿绿等一大批年轻诗人都出版了很不错的诗集，在杂志上发表优秀诗作的诗人(如朵渔、沈苇、翟永明、严力、胡续冬、羽薇薇等)就更多了，可多数评委都未能注意到这股力量。在“年度最具潜力新人”这一项，像姚鄂梅、罗伟章、黄金明、吴尔芬、欣力、李约热等新锐，也几乎无人提及。其他项的提名，遗漏的也不少，像我的老师、孙绍振教授的《文学性演讲录》一书，就是相当出色的文学评论，还有像耿占春的《在美学与道德之间》以及李建军在《小说评论》上的专栏文章、郜元宝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文章，我觉得都很好，但评委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还有不少未能得到提名的优秀作品，我就不一一例举了。
南方都市报：看到这些缺憾之后，今后会作一些怎样的调整来使“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变得更公正、更成熟？
谢有顺：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公正源自人心。我很感谢这些年来这么多推荐评委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支持，他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辛劳。但坦率地说，并非每一个推荐评委的工作都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我也知道，个别人的推荐显得草率，有些甚至被人情所左右，这都是令人担忧的。我身处这项工作之中，每年所要面对的人情就更多了，但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不会为了人情而践踏原则。君子之交才能长久，相反，一个为了亲近你而可以牺牲原则的人，肯定也是一个最容易背叛你的人——这是人间至理，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想得通。因此，下一届推荐评委阵营，我们会做一次大的调整，也许会减少人数，也许会重新找人——现在看来，一个人的认真抵得上十个人的草率，迷信评委阵容的庞大是毫无意义的。
南方都市报：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终审评委增补了三人，扩大到七个，这主要是出于怎样的整体考虑？
谢有顺：调整终审评委的建议是我和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陈朝华等报社领导商定的。由于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因身体原因，多次提出不再担任新一届终审评委，而愿意以另一种方式对“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表示支持。我们既理解，又遗憾。洪老师为人低调、学风严谨、做事认真，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几次来广州参加评审工作，身体都不是很舒适，我们不好让他太过劳累。组委会经过研究，在保持马原、林建法、王尧、谢有顺这四位终审评委不变的前提下，这一届终审评委增加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李敬泽这三位著名专家。
程光炜教授是文学史和诗歌专家，成就卓著，他的加入，能为评委阵营带来新的气象；程永新和李敬泽都既是名编，又是作家、批评家，而《收获》和《人民文学》又是中国南北两份最重要的文学期刊。稍微熟悉文坛的人都知道，作为这两份刊物的中坚人物，程永新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李敬泽之于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三位专家的加入，将有利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成为一个有理想、有理性的文学评选——理想会使“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飞得更高，理性则会使“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走得更远。
其实，做“华语文学传媒盛典”的终审评委是要付代价的，它意味着自己将丧失得奖的机会。像程光炜和程永新两人，在2006年度都发表了很优秀的论文和小说，他们本来是其中某个奖项的重要竞争者，如今成了终审评委，就只好与它失之交臂了。
南方都市报：为何这届的提名名单，除了“年度小说家”这一项，其他单项都从原来的五个减少到了三个？
谢有顺：原因是这个奖越来越受关注，连提名本身也成了一种重要的荣誉——我注意到，不少被提名而未能获奖的作家、诗人，都在自己的简历中写上“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等字样，它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为此，我和主办方领导商定，这一届将更加严格遴选被提名者。作为一个已经日益走向成熟的文学评选，它在充分发扬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的同时，更需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过去，大家都说要获得我们这个奖很难，现在，我们想告诉大家，即便是要获得我们这个奖的提名，其实也很难——中国每年要正式出版几千部文学著作，要发表成千上万部(篇)文学作品，这其中只有二十位作家能获得提名，入围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只是，“年度小说家”这项，写作者众多，推荐评委们填写得也充分，优秀作品也确实不少，难以取舍，就仍旧保留五个提名者。
南方都市报：提名名单中，有一些对读者来说比较新的面孔，评委们会有意向这些新作家倾斜吗？
谢有顺：我不能在此预设任何的评选结果。在我看来，刻意地回避名家，或者刻意地标举新人，其实都是一种不诚实的表现；真正健康的评奖文化，是真实地面对每一个作家的写作实绩。新作家写出了好作品，值得鼓舞；老作家写出了好作品，同样值得肯定。不能为了标新立异，故意扬新人而贬名家，或者以年龄来论成就高低。
在文学成就面前，应该建立起平等、真实的评价体系。因此，即便在最讲究年龄的评选项目——年度最具潜力新人——中，我们首先注重的，依然是这个人的写作质量和出场方式，而非以年龄来论“新人”。“新人”说的是一种写作状态，而非写作者的年龄。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奖项设置更多的是面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而不是僵化的年龄——有些作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而有些作家，你就是给他一百年时间，他也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来。年龄不应成为文学评奖的障碍。
南方都市报：当前是谁最需要一个忠于文学、忠于良知的文学奖？这个奖能改善我们的文学生态吗？
谢有顺：中国目前的文学奖，看起来很多，其实极为单一，有一些真正具有创造精神、但在文学品质上显得有异端色彩的作家，永远不可能得奖。比如韩东、格非、林白、李师江、陈晓明、多多、徐晓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在获得我们这个奖之前，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其他奖项，你相信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现实。因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表彰了一大批在正统文学秩序里不可能得奖的优秀作家，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的作家需要这么一个文学奖。从大众的角度说，中国每年要出版这么多文学作品，大众面临着无从选择的境地，若有一个具备专业精神、价值信念的文学奖来帮他们检索一个年度的文学记忆，我想，他们也会从中得到启示的。
这是一个庸俗的时代，要办好一个文学奖，没有对文学的基本信念是不可想象的。我不能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能改善当下的文学生态，但它至少在可能的范围里，最大限度地信守了自己最初所建立起来的价值原则和文学信念。比如，我们实行评委记名投票制、请国家公证员全程监督、向媒体记者开放评审过程，没有一个环节是在暗中操作的，这一点，国内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文学奖能做到。
这个奖可能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我认为，至少现在没有大的漏洞，没有被私情所践踏。因此，“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存在，为当下的文学评奖建立了新的尺度。
南方都市报：可曾想过今后在评奖方式上作一些大的变化？这么多人关注这次评选，你们可有压力？
谢有顺：我们并不追求变化，相反，我想用一种更稳定、更执着的方式来进行这项连续性的工作，因为在这之前所建立起来的评价体系和运作方式，已经相当成熟、有效，在业界也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们想有所坚持。在当下这个喧嚣的文坛，缺乏的不是变化和花样，而是坚持和积累。
一种文学评奖，它的影响力只能来源于它的公信力，以及它所出示的价值理念。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就说明我们在这项工作上所建筑起来的价值信念开始获得认同和传播。文学是一种精神事业，文学评奖决不能丧失基本的信念，有了这个信念，人才会具备公心，才不会为所欲为。因此，面对各种关注的目光，我并不会有任何压力，因为每个人真正需要面对的，其实只有自己的内心。我们会继续在评选过程中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高度警惕人的局限性，因为我不愿意看到这个评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庸俗。
南方都市报：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选下来，影响越来越大，你个人参与其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谢有顺：最大的感受是，做一件事情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里，一件事情一旦有了影响力，麻烦也会接踵而来。在创设这个文学奖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其中的艰难和局限了，所以我犹豫了好几个月，才勉强接下这个任务，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永远也做不好的事情——关于文学评奖，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似乎还找不到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奖项，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每次也是争议不断，更不要说我们做的这个奖了。个人的局限性、群体的局限性，是任何文学奖都不能回避的。我记得韩少功先生说过类似的话：评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多年前，有人愿意出巨资给韩少功做一个文学奖，韩少功先生很聪明地拒绝了，他是一个智者，早已洞悉这其中可能会有的麻烦和无奈。相比之下，我毕竟年轻，动了想试一试的念头，也想探索一下文学评奖新的可能性。
我想申明的是，尽管我和大家一样，对任何的文学奖都持不乐观的想法，但真正进入到操作层面，我却是积极的，我为这个奖，尽了最大的努力，主办方领导和评委们也尽了最大的力。我相信它依然还有很多问题，甚至缺陷，我们不奢望所有人都叫好，相反，只要有一些人能理解我们所作出的努力，就已经值得庆幸了。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历来不缺提口号者，甚至不缺有头脑和思想的人，但缺能把好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实践成功的人；也就是说，中国从来不缺空谈的思想家，但缺强有力的行动家。不管能否成功，总要有人去实践，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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