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其矫，他一生成了真正的诗

多年前，经诗人宁宇牵线，得以相识远在福州的老诗人蔡其矫。初以鸿雁往返。我将一组诗歌习作寄去求教，不日便接蔡老大札，已将我那蓬头垢面的习作逐行作了精心梳理，拖沓的诗句经他利斧砍削，显得精炼多了。他在信中说：“我喜欢文字简洁，不自觉地咬文嚼字，动手把触目处抚平，仅作参考。”

    这是我们交往的初始。这么一位认真、直率、诲人不倦的诗坛前辈，令我心仪而折服。以后，我将斋藏的《回声集》《福建集》等寄请诗人签名，以为留念。一次，在书架中检视，见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双虹》诗集，我不意间竟淘得两册，便寄赠一册给作者。未料，即得诗人回函：“晋江市政府要我在家乡故居办诗歌馆，就得展览我的著作。可是我从来都不储存诗集，连我老伴为我存一套也被我拆散送人。你送我一本《双虹》，我立即捐赠诗歌馆。”不多日，诗人又驰一函，说：“得知你肯为诗歌馆在上海收集我的旧著，真是喜出望外。其中有两本最难得，一、一九七九年香港出版社出版的《蔡其矫选集》，包括几篇散文，该书是中国现代六十本选集之一。二、一九九三年香港现代出版社委托深圳代理人李建国（深圳作协副秘书长）在北京印刷的小本精装《蔡其矫抒情诗》，只印一千本。此外，任何你能搜寻到的都热烈欢迎。也不求多，不怕破损者。将来我也想向好友征求支援。”以后，我又寄去过一二册蔡老的诗集，以能为他的诗歌陈列馆聊尽绵薄而宽心。

    蔡其矫于一九一八年出生在福建晋江市园坂村。八岁时，为避战乱，他随全家飘海远渡，成了印尼华侨。三年后他独自一人回国，入鼓浪屿福民小学读书。短短的三年中学青春年华，蔡其矫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给了他最初的人生磨练与文学熏陶。“八·一三”战火大起，他不得不遵父命，重回印尼。次年，蔡其矫瞒过家人，将自己的行李放在同学的大箱子里，以送同学为名，又登上了开往祖国的海轮。之后一路辗转来到延安，入鲁艺文学系学习，听徐懋庸讲《文艺与政治》，听周扬讲《艺术论》，听陈荒煤讲《创作方法》，并开始了文学创作。一九四一年，他在晋察冀边区创作《乡土》，尝试以民歌体和惠特曼诗风相结合的写作形式，得鲁艺“鲁迅奖”诗歌第一名。一九四二年写出成名诗作《肉搏》。建国后于五十年代中期，他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涛声集》，到八十年代又在上海出版《双虹》，可见他与上海情分不浅。一九七九年，大地刚刚回春，蔡其矫参加由艾青任团长的海港访问团，从沿海港口城市一路来到上海，他写下《黄浦江上》：“阳光从晨雾的空隙漏下来/把外滩的高楼染成金色。”在他眼中，这已不是他三十年代见过的上海了。美丽的上海引他讴歌赞美。

    2006年7月下旬，我因公干到福州，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拜访诗人蔡其矫。那天晚上，在南方潮湿而闷热的气息中，我按通讯地址找到位于凤凰池的省文联文学院，一看竟是一个文联宿舍大院，我顿时傻眼，没有门牌室号，到哪间屋去找蔡老啊！在门房打听，门卫也是新来乍到，不甚清楚。不过他十分热情地说，我帮你去打听，一定能找到。这样，我跟着他，听他以闽南话与楼下两个知识妇女模样的人一嘀咕，就领我直奔左边门洞二楼，隔着铁门，我大喊一通，终于有一个老头出来，我说“找蔡其矫先生”，他答“我就是”，令我心花怒放。屋里有些凌乱。蔡老穿着汗衫短裤，似乎热得吃不消。他像老朋友一样，将他的近况一一说来。最后他要送我新出的诗集《蔡其矫诗歌回廊》，原书共八册，他说：“诗集已不全，你喜欢哪种？”我脱口答说：“我喜欢您的爱情诗，它是您情感与生命的结晶。我亦想更多了解您对写诗的回顾，对诗坛的看法。”他走进卧室，不一会便取出两本，一为《风中玫瑰》，一为《诗的双轨》。我得陇望蜀，请蔡老赠言，他即刻在我的笺纸与笔记本上分别写道了“相知不在远近”和“文化使人高尚，艺术造就品格”两句，并钤上两枚鲜艳的印记。他告诉我，他明天就要启程去北京，那里比福州凉快些。我庆幸自己来巧了，似乎是一种命定的缘分。我知道蔡老如同候鸟，北方南方两头来往。果不然，八月份就接到诗人寄自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来信。他看了我的文章《唐湜与<意度集>》，指出“所引的资料都很珍贵，但行文似乎不简练，看来你对文言文生疏，以致浪费文字。”这对我不啻又是一阵猛击，催我醒悟。我的文与诗都有同样的毛病。所幸我遇到了一位真正的诗坛良医与恩师。

    同年九月，蔡老又从北京驰来一函，谈到：“我现时都在写历史（海洋和地方纪实），都在百行左右。诗的好处就在简约。国外现代派认为，诗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就是压缩、跳跃、短小。散文，也和平常谈话有别。书面用语也应该精炼。文章以短为佳，啰嗦，冗长为大忌。”这可真是他的经验之谈啊。

    “文革”中，蔡老曾一度下放永安果林场劳动。歪打正着，给了他亲近葱郁植物的机会。他喜欢上了园林花卉，还托人找来剌桐和木棉树。且爱上梅花，写有《深山雪里梅》一诗。他打算把他的诗歌陈列馆办成一个花园式庭院。他曾嘱我替他在上海找梅花。所以此信亦写道：“我几年来都在寻找大红（国旗红）的梅花，杭州、苏州、南京都没见，据说武汉可能有。可能也是极少数。上海远郊据说有梅园，地名没记住。如果有异种发现，我也会亲自拜访的。”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诗人形象，从这些短短的文字中，已跃然而出。

    我没想到，那封九月七日的来信，竟成了他留在我手中的最后笔迹。但正如他在《真正的诗》中所写的：“是诗歌最先叩打他的心门/他一生成了真正的诗”。蔡老为诗而生，诗便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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