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吴虞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让许多人以为他是像胡适先生一样的新派人物。其实在那个旧式气氛浓厚的时代能真正新起来的人是很少的，就连胡适、鲁迅这样弃旧启新、得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身上也都有不少“旧”的痕迹，何况彼时的一般人呢。打倒孔家店的既是个“老英雄”，当然就得有点老英雄的特征。什么是老英雄的特征呢？“英雄”一“老”，虽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但越“老”，与过去的瓜葛越多，不免就由“老”而旧。胡适在一些事情上都难免在夹缝中去适应，何况比他年长近二十岁的“老英雄”吴虞？比如在买妾蓄婢上，在吴虞时代显然算不上什么太大的不道德，不能以今日之人权要求去衡量他，但念他是有非孔排儒、提倡女权平等思想，且是有“只手打倒孔家店老英雄”的美誉的人，所以也就不免要对他在理论上的“先进”与行动上的“落后”而产生的“落差”，做一番梳理，以观其言行不一、新旧杂陈，从而更加立体地认识人的丰富与繁复，以便我们对人性不作“好人”与“坏人”的简单判别。“好人”与“坏人”的思维模式，是培养我们作思想上的懒汉的便捷方式，这样的方式用得太久，便会使自己钝化为没有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的人，从而丧失辨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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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读一些有关民国人物的记录特别是日记，常能看到蓄妾买婢的记载。军阀财主、闻人大款当然是买妾蓄婢的大户，最令人叫绝的记录，恐怕当数《胡适日记》里的记载：“上午，严敬斋（庄）自山西来，他是陕西人，新近到过陕西，故能谈陕西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他说郭坚有七十几个妻妾，陈树蕃每年亦必死几个妾，讨几个妾”（1921年5月11日）。陈树藩、郭坚都是借满清覆亡、民国初兴而成势力的陕西军阀，二位不仅在军事上争斗，在买妾蓄婢上亦难分轩轾，完全是一幅买妾蓄婢的“竞赛图”。文化界人士在买妾蓄婢上，虽无法与有权有势者相颉颃，不过外界不乏传闻，但像吴虞这样把其间的根底详加记载者，恐怕还是比较少见的。彼时四川僻处西南一隅，风气未开固是事实，但除成都之外的许多地方地脊民贫，才是引发买婢蓄妾之事真正的现实诱因。由于吴虞在城市里过着中产者的生活，他看到卖儿鬻女的事是很少的，但他在1915年3月17日里写道：“饭后出少城至西御街闻人言，早间有贫民卖二孩，共钱五百文，一孩仅得钱二百五十耳。惨矣！”（179上）卖儿鬻女，在吴虞看来，也许都不算什么，因为买婢蓄妾于他是常事，惨者乃“一孩仅得二百五十耳”。换言之，如果卖儿鬻女能得高价的话，他也就不发这番议论了。尽管他在日本学过法律，也深知人权之重要，但面对现实时他只有缄默。《吴虞日记》里几乎每页都有诸种物价记录，我们就拿与这则日记前后不几天的日记来看，两个孩子的卖价惨到什么程度。在新繁龚家碾米是1390文一斗，在离城较近的洞子口则为1430文文一斗，订《西蜀新闻》一月450文（178上）；“永发生送来杉木墩子二人，银十一元八角，脚钱七百五十文”（180上）；更为直接的对比是，两个人贩送来吴虞并没买下的所送之人，但“赏钱五百文而去”（181上）。从上述所列三件相隔不及半月的事来进行价格兑换，卖一个小孩所得之钱，按一斗米1400文均计，一个小孩只值5斤多不及6斤米（1915年民国政府尚未统一度量衡，当时尚属老斗，每斗为33斤），即卖两个小孩所得的钱买不到12斤米；如订报纸，卖两个小孩所得之钱只可订《西蜀新闻》一个月零三天；如给吴虞送两个杉木墩子的脚力钱，尚差250文；刚好够吴虞给两个生意不成之人贩子的赏钱，即两个小孩的卖价是吴虞这样的读书人可以随便赏给的。这便是吴虞所谓“至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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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的穷乏贫病乃至吃人，1936年到四川的黄炎培仍有很仔细之记载，其事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如“万源曹家沟某家七人，饿毙四人；余三人气息奄奄，竟为逃荒饥民杀死，分割炙食无余”（3月1日）；“万源官渡湾3月3日有农民勒毙其生女以充食”、“巴中恩阳河小学校内多为流民借宿。一将毙之乞丐，气尚未绝，即为其它乞丐割其肉以煮食”、“万源之石窝场兰草溪有老妪高杨氏，子及媳均被匪杀死，仅有一孙三岁，因饥饿将孙打死以充饥。数日后自亦饿死”、“万源县鸡河坝人民，杀匪八人以充饥”；“ ……川省报载：北川县人肉每斤五百文。片口镇饥民张彭氏、何张氏、陈顺氏因饥饿难忍，挖掘死尸围食，被捕”（3月19日）；“四川《民间意识》杂志汇载四川各地吃人的消息如次：松潘半边街居民陈氏，自杀其八岁的亲生女而食，食尽仍病饿而死。沿途数百里内，人血、白骨与饿死者，填满沟壑”（4月13日）。其悲惨情状，让我们后人读来，仍有余哀。二十一年后物价大涨，人肉价格五百文一斤，在去掉诸种物价因素的情况下，正是二十一年前那两个被卖小孩的价格。可惜吴虞1936年的日记不存于世，不知他看到这则报道时，会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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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这几年是吴虞最不得意的几年，内忧外患一并袭来。“内忧”是因与父亲的矛盾日趋激化，弄到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身心俱疲，物质名誉双受损；外患则因排孔非儒，引起以徐炯为首的四川教育界人士对他的排挤，不能觅得教职，致使生计堪忧。与此同时，四川学政赵启霖、都督王人文先后对其加以打压，欲搜捕他以治罪。到了1914年他参与创办《群醒报》亦因其所写排孔非儒的言论，而被内务部长朱启钤勒令停刊，真有四面楚歌之慨。1912年7月17日他为了生计，落难到乐山帮朋友、乐山知事方琢章写判词，做案牍劳形的工作，劳作之余与夫人曾兰频繁鱼雁往还。到半月刚过的8月3日，在与高等小学教员龚旭东喝酒时，便有欲买婢之记载：“绍酒甚佳，来嘉所饮，以此次之酒为上。旭东言，此间买婢甚易，余托其物色，未知何如”。这说明吴虞买婢是久有的打算，这久有的打算，一来是彼时买婢蓄妾的风气，大家甚至以此作为互傲骄矜于人的资本；二来是他虽处境相对困难，但毕竟在新繁乡下有水田103亩，还没有困窘到连婢都买不起的地步，何况彼时婢的价格并不太贵；三来是吴虞自他的儿子阿迁在新繁乡下病死后，一直没有接续香火的人，他的夫人曾兰自然并不反对。因此，我说吴虞热衷买婢蓄妾，只是个事实描述，并不存在用今人之道德去衡度约束他的企图。起死人于原下，鞭尸而快之，并不能使我这样揆诸彼时情形的人得到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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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民国时期买妾蓄婢，只要你有钱，就像今日富家好买几幢房子一样平常。《吴虞日记》不仅记载着他买婢蓄妾的事，而且也对其他文化人买婢蓄妾之事，亦多有记录。“王翔峰来，还《秋水集》，并言北京置妾甚易”（1925年1月12日），这是吴虞在北大教书逛妓院闹出风波后的记录，说明他对此一直心有不甘。戒纳妾的谚语他也早有记载，他甚至说这谚语是“殊可惊醒人”，但似乎并不起什么作用，好像“惊醒”的是别人：“《申报》云：‘与老年人有仇，则劝之纳妾；与有钱人有仇，则劝之开矿；与出家人有仇，则劝之还俗。’其语殊可惊醒人”（1924年8月29日）。“豫波前妾已死，近纳一妾，年十七，身价洋一百四十元”（ 1926年7月22日）。刘豫波是吴虞的舅舅，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名重一时。其纳此妾时，已经五十八岁，这时纳妾多半就是为了老来找一个服侍自己的人而已。1932年春天，国立四川大学刚成立不久，留日的秀山人王兆荣任国立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来以后当然要重新聘一批教师和职工。民国时期的教职员，聘与不聘，校长有很大的权力。吴虞与王兆荣通过他的弟弟吴君毅早已在十几年前都已认识，并且也常有交往。初来时聘了他，一年以后便没有续聘。在第二次王对其聘与不聘之间，吴虞在川大做教工的侄子吴肇海来说：“向仙樵送王弘实一婢，二十岁矣。闻我之倪平欧。平欧曾见其人也”（1933年1月31日）。向仙樵作为川大的教授，是吴虞的同事，且执掌文学院。按吴虞所记这条来看，似乎向仙樵有意搞送婢贿赂。事实是否如此，我们也不能拿此单文孤证来言说。但这至少说明，民国时期送婢与自己所要巴结的人，作贿赂之资，是个虽不能上台面，却也是个可以行得通的潜规则。不特此也，有留学经历的文化人纳妾蓄婢者似乎不在少数，如果有人作一个民国留学的文化人纳妾蓄婢之研究，可以看出教育的影响和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以及西风东渐的男女平等理念逐步来到中国的过渡历程，一定是个不错的社会学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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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成都的人贩交易市场，在现今青石桥、盐道街一带，从吴虞日记里可知他与人贩有长期的往来。不仅他熟悉买卖人的情形，连他的佣人也甚为熟悉此道。1915年吴虞于栅子街置房已近三年，不再东躲西藏，任职川西道署，兼在一些报纸发表文章，生活不似先前那般急惶。在逃难的过程中稍有暇日都有买婢蓄妾之念的人，哪能放弃大把安稳的闲暇时光，不思有所图呢？1915年4月吴虞似乎特别有闲，在4月份的头二十天的日记里，多数记载都涉及到一桩买婢交易，我便以此来观察民国成都人市的一些粗略情形。这次买来的李姓姑娘亦即他后来取名之李道华，集中记载于1915年4月2日至22日之间的日记里，凡属此间之事，概不另行注明。这二十天里，他日常的应酬并未断绝，如读小徐的《说文》，如赠送他出版的诗集《秋水集》予各位朋友等；记载了1915的四川将军陈宧手下大卖知事以及一位名叫王绍凤的人（查任一民主编之《四川近现代人名录》不载）买妾的事，“王绍凤辛亥变乱所得之妾，现引回威远，在省又另买一妾矣”。看来这位王绍凤一来有钱，常买不休；二来可能有势，不然何敢于“辛亥变乱”之时“得”妾？这“得”妾是买“得”还是抢“得”便语详不详。从吴虞把这事与军阀联在一起，并且特别提到“辛亥变乱”、“现引回威远”，大抵可能是霸王硬上弓的抢“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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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李道华自述，她生母在其三岁时早死，生父姓左，她依其姐姐长到七八岁，便抱与吴姓。吴妪之母家姓李，故姓李。这次是吴妪母子在左家不知情的情况，诳其走人户而领至，来人贩处住，因此被卖予吴虞。这买卖的过程，明争暗斗，有许多道程序要走，可以表明民国早期买妾蓄婢的“制度化”和人市的内情，现逐一叙来。在买来李道华之前，有一个特别的“序幕”：“李人贩同王人贩引一姑娘来，却非刘嫂昨日所看者，人尚不大恶，惟嘴唇太厚，不近人情；赏钱五百而去”。所谓“刘嫂昨日所看者”，因无记载，不知情形。刘嫂是他家佣人，说明他家佣人与人贩市场颇有瓜葛，不是在人市有做买卖的熟人，就是对人市非常了解。李人贩与王人贩都是做人市的老油子（熟手）了，而且常来吴虞处，但在挑剔的吴虞那里仍旧“败走麦城”。揆诸常情，以他的身份，吴虞可能不会把拒绝的理由说得如日记里那么直白，但让李人贩、王人贩明白他的要求一定是讲得比较清楚的。“不近人情”这条拒绝的理由，还说得过去；“惟嘴唇太厚”的拒绝理由，好像有点“不近人情”，吴虞的挑剔真可谓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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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人贩、王人贩郁闷而去，新得其旨，第二天就先来吴虞处汇报，他们那里有一个符合他条件的姑娘。“李人贩来信，前云某姓之女，已卖与陕人，其兄不愿，现作罢论。如余要看，可令其看”。以吴虞的深谙人情世故、且深性多疑，他当然不必全信“已卖与陕人，其兄不愿”的说辞，或许在他看来，这只是谈价加码，吊胃口的做法。吴虞做事有股子倔劲，你吊我的胃口嘛，我还偏不怕你吊。“午饭后令老梁去招呼女同来”、“未读书，不识字”，索价百元，吴虞杀价至六十元，未达成交易。当夜按下不表，这是第一回合。次日一早，“饭后李人贩、汪人贩来，言明果盘银六十元，外给各人贩酒钱共六元”。李人贩、汪人贩也深知人市充满竞争，像吴虞这样有消费实力的买家，成都并不是多得不得了，能让就让吧。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汪人贩偕来之范心亭二人从中作梗，索七十八元。余不允。范心亭二人去；李、汪仍在此，约老梁同往会女之母兄明言，则此事易成”。李、汪二人可谓奸计颇多，带来的人“作梗”其实是便于砍价，当然这范心亭也肯定有一定的议价能力，或许是在人市中有一声誉和实力，听说李、汪二贩弄此椿生意事涉栅子街吴虞家，意欲趁机敲一笔。不要忘了，吴虞学过政法，做过案牍劳形的“刀笔吏”工作，写过大量的判词，对其间的利益瓜葛，人心的奸狡，哪是寻常人能比的？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弄得范心亭二人悻悻而走。吴虞赓即打发佣人老梁同李、汪二人贩去看，约好明天十时其母兄来谈。吴虞好像玩电影蒙太奇，这边厢尚未完结，那边厢又听说“有一位姑娘颇佳，令刘嫂往观，并查昨女有无狐臭”。幸好吴虞家里佣人众多，否则无法完成这走马灯般的比较，在比较中来个“择优录取”。稍后“探子”来报，说那位颇佳的姑娘其实平平，而刘嫂却带回李姑娘的消息，“言余言六十六元，昨女皆知，女闻适陕人则哭，适余家则微笑，殆有缘耶！”刘嫂因吴虞之关系久混各人贩之间，这话听上去竟有打注意撮合并在其间抽头的意思。围绕着这位李姑娘的明争暗斗至此进入高潮。“午饭范心亭二人复来，老梁却之。随往李人贩处通知，李人贩言无妨，彼二人不能翻盘也，并言纸上亦不能写二人名。甚矣，小人竞争剧烈，何与政学报俱无上下床之别乎？可叹！”看来范心亭这二人在贩人的过程中不光是来敲榨，的确在其间做了些勾兑的事，只是李人贩尚能控制局面。不过，最令人叫绝的是，他拿自己1913年主持过一段的《四川政报》来进行调侃，说明人心不古，竞争手段之奸狡。在他看来，这些人贩之间的争斗，完全与那些靠着《四川政报》来四处较劲的官僚一路货色。他当时赋过一首诗以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与牢骚，“政海波澜苦未休，高才祗合志穷愁。此间易引濠梁想，山色湖光尽画楼”（1913年10月21日），不意一年半以后尚不能释怀，还以人贩之扰攘争利相喻，可发一噱，堪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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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人贩市场还是供过于求，人贩子熬不住了，第三天人贩子来下话。“饭后李人贩、汪人贩来言，某女自愿在余处，已自允许。今日令人往约其母兄，并嘱银元须面交其母兄，勿交人贩，特使人贩来通知云”。看来李姑娘看中了吴虞及吴家，自己先同意了，约其母兄只不过是走个交钱的过场而已，长期周旋于人贩市场的吴虞当然深知得把钱交到真正的卖家手中，免得扯皮。到了第四天，“老梁买菜归，言晤李人贩云，女之母昨日已至，今日饭后即来；惟其兄则尚未到。饭后范心亭、王人贩同李女之母来，议定果盘银六十元，每岁逢年遇节，准其生母来一看，女不回家”。吴虞的要求是苛刻而不近人情的，不准李姑娘去探视亲人，亲人也只准母亲来，别的一概拒绝，而且以前后记载来看，此女生母范氏已死，这和软禁有什么区别？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桩买卖，剔掉道德评判不说，总是强势者占到便宜，这似乎也符合商品的供求定律。我们惟一能说的便是，一个社会把人也当作交易的商品，允许人之买卖，是一个不正常且不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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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交易已达成，还需要去警局办相关手续，使其“合法”。“过选楼（吴选楼，新都人，警员——冉注）未遇，晤傅籍员，言平安桥警厅指定有一人专写契纸，费一元，要在局上加盖印章，省城住户不要保结也。午刻王人贩、李人贩来言，仍须铺保结，余乃至任茂盛长石铺晤田先生，请作铺保，田慨然允许。同往羊市街取图记，行至东门街中途，其东家任先生适来，遂同任返铺中，待田先生取图记来印好，余乃持归，交王人贩携去，并付保结钱一百十文。午后五钟携银元过平安桥警署，俟调查归，将纸盖印毕，乃至李人贩处，见李女上轿后将银六十六元付清，即乘舆而归，去钱六十文，李女轿钱二百文”。可见买人，一需有铺保，大抵是将来清人或者看人，有个凭据，因为人毕竟不同于其它商品；二需有警署备案，查实人的来源是不是此家所有，是不是能够作为卖方做主。倘能够作主，这“财产”就转移到吴虞名下，将来反悔的话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吴虞是很会算帐的，要待李女上轿后才付钱，其精于算计且谨慎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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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3月17日的日记里，吴虞曾记两个小孩只卖了五百文的事，与两小孩相比，李女的卖价费六十元，是他们的120倍。小孩只是花费，费神费钱，养他们的成本比较高，远期收益都是不可期的；而李姑娘可以帮助做家务，藉此可以创造些价值，且最大的价值是有可能给吴虞续后，可以疗吴虞“无后为大”之痛，这是那两个小孩的价值所无法比拟的。这桩买卖的实际花费，以吴虞的精明，当然是不会以六十元作为成交的价格。六十元加上人贩中介费六元，范心亭写纸费一元，专写契纸一元，铺保费一百一十文，轿钱总共二百六十文。总共费六十八元又三百七十文。李女买进屋，只是交易的结束，但这只是一系列程序的开始。如还要择吉日开脸，在买回家五天后，“香祖（吴虞太太——冉注）与李姑娘开脸，以今日为三月之第一日子也”（1915年4月14日）。接着要训练她适应吴家的规矩，“李姑娘不听教训，余大不喜，非俟改过，断不赏脸”（15日），“李姑娘将余卧毯污秽，蠢而执拗，令人鄙厌”（16日），毕竟是没有读过书的乡下姑娘——吴虞的太太曾兰相当有文化且书法造诣过人，但像这种女性怎么可能如此买到手呢？只有这种大字不识的人才能花钱买到。当然吴虞有时或许正因其没文化而买下，亦未可知。君不闻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自称什么都不懂，而另外两位奴隶自吹自擂什么都懂，结果在拍卖会上伊索被买走，而另外两位则无人问津——对城里面中产者的生活习性不了解。后来经过慢慢调教，便作为仆人（性服务和生活服务）长期在吴虞家中服务，最终没有生育。1921至1925年吴虞在北大教书，其间他在北京频繁逛妓院，喝花酒，给一位著名的妓女娇玉写诗，却也不忘成都的一家子：他续玄的太太道玄，以及几个还小的女儿。当然最令他挂心的是，是盛传李姑娘李道华似乎有红杏墙的传言。“道玄夫人来信，……又言道华不守规矩。……予当作复，……道华可令其改适，以符予一夫一妻之主张”（1921年11月5日）。道玄夫人在家中是除吴虞之外，最有地位的人，她的话当然有相当的份量，之后道玄又写一封信说：“道华现在稍守本份，可不必谴嫁”（1921年12月12日）。吴虞爱的是自己的身份、地位及面子，并不是要遵守一夫一妻的主张，不然他后来近六十岁时还买妾就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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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虞一生买人似乎上瘾，买婢蓄妾买使女一样不少。如“午刻，彭人贩领一使女来，姓王，年十一岁，中江人，买成身价八元正，写纸钱二百文，人贩酒钱三百文，命名小梅”（1918年11月8日），这说明买纯粹和使唤佣人的价格，比那带有性服务以及续后使命的价格要少了很多。抗战时吴虞经常往来新繁与成都，全懒这位小梅的姑娘操持。过了三个月，“彭人贩领来使女蒲仙禽，议定身价银九大元正。今日写纸来，兑银去，予为易名瑶华”（1919年2月26日）。二十年后，再有买使女之记载：“买使女一名童素真，洋十元，十二岁，又付价绍人洋一元”（1938年7月3日）；不到一周，吴虞又买一使女，“买使女一名，洋十元，介绍人用洋一元，广安人，十一岁，名之曰张岫云”（1938年7月9日）。大抵童素真买来不久，不听使唤，于是人贩“陈麻婆引素真去”（1938年7月19日），第二天陈麻婆便转手将童素贞又卖掉了，“陈麻婆同秦嫂来，云素真已卖与梨花街某公馆，洋八元，二十六日去取款”，大抵是取了款再还吴虞的款。但过四天后，这桩买卖就引起警局的注意：“陈麻婆转卖素真，引起纠纷，将秦嫂挡至警局，误认为麻婆一路人也。姚升归，请予作函与警局说明，秦嫂乃同姚升归，已二更后矣。警局言，令陈麻婆明日具呈往领素真，不愿领，听之可也。”（7月24日）这说明吴虞的佣人与人贩之间的往来频密，互有援手的时候，才会有被挡到警局的情形。第二天，“早饭后，警局同吴姓勤务革来陈麻婆处，言明仍出大洋八元买素贞，予亦允之。令秦嫂同去写纸合钱”（7月25日），大抵吴虞也想早点收场，不想再有麻烦，哪怕蚀点小本，也要了结此桩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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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虞与人贩特别是几位常打交道的人贩交情非浅，如彭人贩，不仅给他物色使女、还推荐男佣人，“是日午刻彭人贩送唐升来”（423上，1918年10月20日），但吴虞性格暴烈，对人过苛，开除佣人是家常便饭，以我粗略所数，少说在二十位左右。没过几天，唐升即被开除。与人交往既多，当然也就提及许多与人市有关的传闻。“人贩处有二女子，皆满人也。此种人数十年后将归消灭，殆可断言。”（1914年8月15日）这说明当时被卖的人中，除了乡下人以及城市特别赤贫的人外，在成都的满人由于没有清朝时的特别照顾，尤其下层满人，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已经沦为赤贫而靠卖身以自救了。吴虞对满清不像章太炎那样的排满革命家一样，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在满清覆亡后，很多人对满人即以改变态度，但吴虞对满人却依然特有戒心，买少城栅子街的房子时，特别提醒自己宜深加注意，因为卖主是满人。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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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虞一生没有子嗣，是他椎心之痛。其女儿言吴虞的堂弟，有一种有儿子的傲气，吴虞亦多有记载。他早就与堂弟吴君毅达成过继儿子吴机给他的协约，但后来又悔约，并且常在日记中说吴君毅、吴机的坏话。说无后已使他心态变得比较坏，绝不是诬妄之辞。他在北大教书时，遇着朋友郑淡成，大概也是对吴虞无后之事颇关心的人。“十一点半过郑淡成公馆，淡成言予为木火形人，宜早留须，方可早得子。满五十务必留须，尚可生子二三人也。渠去年又新买一妾，用银六、七百元。云渠平日独宿，惟二妾每月落红后一御之，以少阴借被老阳，故近来身体较强，亦是一说也。”（1921年5月12日）想接续烟火之儿子，想到这样的地步，不惜道听途说，怪异偏方，一并采来，近乎走火入魔，可堪怜悯！他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以及成都的一些人贩，都知道吴虞有接续香火之迫切需求，所以就此事往还者特别多。为增加成功率，同时也为了能够知根知底起见，往往是新繁那一带的年轻小女子引起他特别的注意。1931年5月他近六十岁时所纳彭姓之妾就是此中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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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荫生来，言龙桥彭大旗之孙女，年满十六，愿与予作妾，且亦知予年大也。然予未见其人，尚不能定”（1931年5月15日）。从言语间和口气中可看出，吴虞放出了要纳妾的话已久，到处找熟人去物色。介绍人已向彭女介绍了吴虞的基本情况，但吴虞想谨慎行事，看人后再作定论。吴虞尽管言语上谨慎，但从实际的运作上来讲，一点也不慢。十天不到，5月24日吴虞便记道：“梅喜、卫林同彭女父过龙桥，交彭父母养育费大洋陆拾圆正。彭女不愿在乡，与其父母哭泣要来。盖家无食，终日劳作，不获一饱，仅食稀粥，面黄肌瘦，憔悴不堪。予本不欲留之，怜其归乡，生活仍苦，难以维持。曼君（吴之续弦）、柚子（吴之女儿）皆悯其困，劝留伺候，遂允之。”吴虞所述彭女苦情固属实，他对彭女有一定的同情之心也不假，但他是否“本不欲留之”，以吴虞欲纳妾得子的兴趣和急迫来说，恐怕是值得怀疑的。但彭女在吴虞家过了大半年后，的确无法适应吴家的生活，再者年龄太小不懂事（吴虞的实录是年刚满十五岁），所以只好遣其回家。“饭后彭女请归家，令孟嫂送之，凭众交与其父母。彭女拜辞涕泣，而予心甚安。前身价银六十元，即给彭女作嫁资，另择人而事。但嘱语其父母，勿再卖女耳。彭女既交还其父母，予心中了一事，如释重负云。盖徒负纳妾之名，并无纳妾之实，反多惹烦恼，太不值也。”（1932年2月10日）吴虞对下人、使女乃至妻妾、子女的脾气都不是很好，他一向待人较苛，但对此事尚属想得开。一来那是“彭三爷”的孙女，是新繁老乡，他总得在那地方留些口碑。关键是彭女不愿与其行房事之实，所以“盖徒负纳妾之名”，“太不值”，否则他可能不会如此宽厚处理此事。可惜彭家太穷，彭女父母没有遵守吴虞不再卖女的教导，“卫林归，言彭女又卖与一流氓，身价银三十两耳”（5月15日）。彭女归家刚三个月就又一次被卖，其苦命若此，令人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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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徒负纳妾之名，而且“值”的话，别人的说辞根本就不是问题。1939年至于1940年，吴虞已年近古稀之年，仍对纳妾买婢兴趣不减。“刘天顺来，……，云曼君与我看一人与黄钰华不相上下，须百余元，高小尚未毕业，能写算，较玉贞身分高矣”（1939年11月20日）。才纳玉贞，又买新人，吴虞真可谓乐此不疲。“天顺十七归返家，二十又来见我，言曼君看有一姑娘，要带钱去，而家中钱锁箱内不开，遂去，曼君亦无一字要之，皆不了了之”（同上）。曼君在新繁乡下给他看了个姑娘，但由于一时没拿钱出来，后来曼君再也没提及，“皆不了了之”，心颇恨恨。倒是当日的日记里关于女儿们的大事，只有轻描淡写的两句“九女似九日出阁，五女明日行”，九女出嫁用一“似”字，五女明天走，无聚餐之议，此处虽是小细节，可见吴虞为人之太过自私自我，正如他激愤时引用曹孟德之“宁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洵非虚语。其实四天后曼君就把人领回来了，“午时十钟，曼君、小原、刘蕙卿自龙桥归，刘天顺、陈嫂随之。蕙卿父乃开彩灯铺者，去世，现因米珠薪桂，度日惟艰，故将蕙卿卖与予，洋一百元。家中尚有一母同祖母弟妹。其年已满十六进十七矣。”（1939年11月24日）新繁乡下地处川西平原，也常有有女不能养的情形，可见军阀混战以及抗战期间对四川肥沃之地的伤害也是挺大的。但这刘蕙卿一来，似乎不合吴虞的胃口，并不招吴虞的喜欢，“昨夜仍玉真（也就是玉贞——冉注）过来，蕙卿过对门房内同高嫂宿，以其语言不逊，予不喜之也”（1939年12月13日）；“夜微雨，蕙卿移出卧室，玉真移入”（1940年1月11日），过了三天，干脆让刘惠卿走人。“刘天顺来，刘蕙卿自愿归家，亲书字据，令刘天顺送之”（1月14日），送回去后，“刘天顺来，言刘蕙卿已同姚升、陈人贩等交与其母领去了事”（1月18日）。这次吴虞没说一百元送予刘蕙卿作嫁资，大抵是行了夫妻之实，不好再要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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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蕙卿回家了，这李玉贞也因为吴虞不给高嫂垫付工资，而被高嫂带着出走卖给他人了。“今日与高嫂言明，植女嘱垫高嫂工资事，仍须植女自理，予不能承认”（1940年1月14日）。吴虞为人比较固执，与女儿之间的经济帐特别计较，是他一惯的作风，因为在他看来，女儿始终是别人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到七十岁了仍想讨妾续后的原因。垫付一点工资给其女儿的佣人而不肯，而高嫂又是玉贞的舅娘，终于出事，“夜半，李玉贞偷走”（1940年2月29日）。近一个月后，吴虞收到了三封信。其一系玉贞寄，涉高嫂舅娘将其带到仁寿卖与高宜川做小，玉贞不从，转卖赵分队长，赵给高嫂翁姑洋一百元。“玉贞言欲归，不识路又无费，请打高嫂了此恶气云”（1940年3月20日）。吴虞将另两封事关卖李玉贞的信也一并交予新繁县康县长（彼时吴虞常寓居新繁）及其手下姜秘书，他们一面叫递补呈文，一面捉捕高嫂。次日吴虞还给姚升寄信，“述玉贞事，令介绍人旷掌柜，令领玉贞回来”，从日记来看，此事不了了之。依我看来，这样的买妾蓄婢，近乎闹剧，而吴虞这样的闹剧可谓特别多。一个“只手打倒孔店的老英雄”自从北京大学教书回来，特别是1933年川大解聘赋闲后，便一事无成。偶尔看书，几乎不作文，浪费才智，实属遗憾。至此之后，吴虞的日记里再也没有买婢蓄婢的记录。一来可能是年事已高，二来实无演出此等闹剧的精力，三来他终于死了这“无后为大”的心，无奈地承认“无后”的现实。吴虞一生买婢蓄妾的历程，终于因李玉贞的被拐走而转卖他人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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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卖人口，自古及今，在中国仍是绵绵不绝，似乎尚有于今为烈的趋势。虽然历代的法律对于贩卖人口——古代称之为“略卖人”——都科以重罚，但社会贫病，民不聊生，利之所趋，必不能止。明代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曾在国破家亡后所写的《陶庵梦忆》里专文写及“扬州瘦马”，生动地再现扬州人市之场景，但像吴虞这样在日记里面比较多地记载自己买婢蓄妾的情形，还是比较少的，大抵许多人哪怕记日记，对于此事，也是只做不记的。“扬州瘦马”由于扬州盐商在清代的勃兴而声名远播，一般说来分为三类，一为才艺姿色，二为经商管帐，三为女红技艺。但要学会这三种之中的任何一种，其办法就是专门有人或者机构将少女们低价从农村和贫民那里收来，以便培训他们的才艺、管帐、女红等方面的能力，好让有实力的各行道人士采择。像《吴虞日记》所记一则，也与此颇为相类：“午后郎大娘、刘大娘、萧大娘引一婢来，付养育费大洋二十元，付郎大娘茶资大洋一元。改名慧云。姓刘。”（1933年8月21日）家人的养育费与这些“大娘”的养育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家人的养育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卖与他人作小，而“大娘们”的“养育”则是实实在在的商业经营，这样的“养育”和将猪养大了拿来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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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虞是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这不假，但他同时也是一位买婢蓄妾的能手，至于他喝花酒的开销，以及准备花两千元买京中名妓娇玉而未成的事，只好从略，不再作仔细之分析。虽然我们不必为此苛求他，但弄清这些的事实，依旧是重要的。可惜的是，我们许多文化和史学研究者，忽视这些鲜活细致的记录，总是追逐那些大家都用烂了的材料，发表一些人云亦云的浅薄观点，以此自傲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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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1至4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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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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