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明星学者齐泽克访华，接受专访谈歌剧、哲学和自己
「记者手记」
从外表到他流露出的热烈性格，齐泽克都不断联想起如德帕尔迪奥饰演的“大鼻子情圣”。他会孩子似的拍着双手欢呼“竟然在路边找到了富特文格勒的DVD”。在南京清凉山上的一个书院里，记者只消提出一个关键词，坐在对面的大胡子齐泽克便滔滔不绝，从哲学讲到电影再讲到色情。这本来实在像天上掉下来的盛宴，可哲学家却会在每个答案的最后提出：“对不起，我说得太多，你应该打断我”。
亲眼见过了齐泽克做人的认真，做学问的严谨。
接受采访时，几次主办方担心身患糖尿病的齐泽克“过劳”，齐泽克总是摆头又摆手：“如果我要崩溃了会提前通知你。”迟到了他会解释清楚，在人群中认出记者会主动打招呼。即使在演讲的过程中，他还不断在讲稿上做笔记、圈点修改。
至于在“黄色笑话”层面的那个齐泽克也不乏生动。一看到书架上的裸女封面，立即取下来翻阅。在南京城内看见宝塔，他会联想起“阳具”。而一提起杜普蕾、阿格里奇的美丽，齐泽克便毫不掩饰他作为男性“将女性欲望对象化”的一面。
4谈歌剧
先锋艺术有时候很烂，但能出彩
新京报：我知道你是个瓦格纳歌剧迷，会专程跑到拜罗伊特去听《尼伯龙根的指环》。
齐泽克：瓦格纳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也恰是我之前提过“再创造”的一个范例。五六十年前，瓦格纳是个保守的符号，甚至跟纳粹扯上关系。可在最近三、四十年的欧洲，瓦格纳却被“绑架”去了左派阵营。在欧洲每排演一场瓦格纳的歌剧，像皮埃尔·布列兹指挥的最著名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版本，都象征着左派的一次宣言。我藏得最深的梦想，就是自己排演一场瓦格纳的歌剧。如果在中国演，我不希望像几年前全球直播的那场紫禁城的《图兰朵》，那是媚俗。我最讨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图兰朵》，都只是西方世界的幻想。要做，也要做成像小泽征尔执棒的《麦克白》那样，在莎剧中也可见日本的历史。我最想看到的是，与中国的视角交融的瓦格纳，会呈现出怎样的面孔。通常当事物离你很近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方式是从侧面去了解，不是吗？就像你想去了解一个国家，去读外国人写的书会很有用。因为外国人会用天真的凝视，去发现居住在本地的人所不察觉的现象。在那部好莱坞烂片《艺伎回忆录》里，导演用了中国演员来演艺伎，这是中国最大的胜利。我跟一些日本人聊过，他们很愤怒，说日本演员更精致，中国演员那么笨拙。
哈哈真笑坏我。
新京报：《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电影与歌剧对比，你有什么评价？
齐泽克：电影里面我惟一喜欢的地方，是导演让伊索尔德活下来了。在20年前拜罗伊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一个歌剧版中，特里斯坦在第三幕独自死去，伊索尔德的最后到达只是他的回光返照。对伊索尔德而言，这就像是一场爱的报复，全剧因而更有悲剧性，也更有说服力。我在专门写瓦格纳的书《歌剧的第二次死亡》中，用了16页的章节来写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当然包括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社会主义特里斯坦”——《麦克白夫人》。还有好莱坞老片《邮差总按两次铃》，里面又有一个“行动派特里斯坦”。
我真喜欢这些。先锋艺术有时候很烂，但有时候真能做得很出彩。
新京报：音乐界中，巴伦博伊姆是当今一个介入社会生活的代表人物。有点像作为哲学家的你经常介入时事政论。
齐泽克：我跟他差点就能碰上面了。当时我在弄一个瓦格纳的专题，我们共同的朋友萨义德都已安排好我们相见了，不幸萨义德忽然去世。我很喜欢他的政见，他代表了文化的真正宽容：为中东问题身体力行，而不是摆出一副慈善家的架子。尽管他有时对于瓦格纳的理解有点太天真。
5谈哲学
哲学家的责任是引导公众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新京报：相比于主流哲学家，你的姿态通常是：摆出一个基本问题，然后解读一番，接着却会掉过头颠覆之前的观点。
齐泽克：哲学这种游戏的规则，不就是绕着一个问题转上两圈吗？这是我们的责任。当人们提问：今天的哲学家可以干什么？坦白说，我们没有答案。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我们只能去做别的事情，比方说，换一种方式提问。这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也提出错误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在用错误的公式去解读问题。举个例子：种族主义。在西方，人们一直认为，解决种族主义的关键在于大家互相宽容。可“宽容”并不是自来的，你看马丁·路德·金的宣言里，“宽容”二字连个影都没有；他认为问题的所在，是平等、正义等因素的缺失，他是从政治的意义上阐明的。
可今天西方世界却尝试通过文化的手段去解决政治问题。行不通的。打个低级一点的比方：我年轻的时候，当时还没有黄片子看，我会收集一些情色明信片——正面看是穿衣服的，稍微侧一点看，衣服就不见了。这就应该是哲学家的责任：引导公众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工作令各种问题变得简单了还是复杂了呢？
齐泽克：许多问题确实变得更复杂了。不过我不是个后现代主义者。我不信那一套。
新京报：插一句：对你而言，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者”？
齐泽克：后现代主义者不再需要研究重大的课题，他们的终极价值观就是：每个个体对快乐的追求。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和承认自我的快乐，不需要客体的估量。每个人都有权躲避痛苦，大家能做的就是保持一定的自由，人人都能畅所欲言。这种相对的享乐主义，我持反对态度。
6谈自己
我害怕令公众失望，更害怕被“明星化”
新京报：你怎么看纪录片《齐泽克！》里你自己的形象？
齐泽克：我还不敢看。太可怕了，看着自己在电影里。不过我喜欢里面一个自己设计的镜头：晴空之下，放着一个梯子，我躺在下面，似乎想自杀，哈哈。还有一幕是我光着膀子躺在床上跟人解说些理论。
别人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其实是当时有个记者要采访我，我说我实在太累了，能不能我就躺着，你问一两个问题，之后我马上就能睡觉了。另一部我参与制作的片子《变态者电影指南》（ThePervert‘s GuidetoCinema）我就喜欢得多，因为不是关于我自己的。
新京报：为什么不喜欢看见自己在电影里？
齐泽克：我太紧张。尤其看到自己在一套一套讲大道理的时候，感觉很荒诞。我从来不拍照，只有护照上的小一寸。从心理因素上讲，我害怕令公众失望，于是就不停地讲、讲、讲，而且要讲得生动，讨人喜欢。
新京报：那你作为曝光率极高的“明星学者”，甚至有人会把你称作“知识分子界的摇滚巨星”，感觉岂不是更怪？
齐泽克：也许听上去我像是疯掉了，可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些人是在利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攻击我。
他们刻意将我塑造成一个“明星人物”，也就是把我当成一个笑话来看。觉得我嘴里随时都能喷出挑衅的、逗乐的话题。不要对他们当真。
新京报：“他们”是谁？
齐泽克：普罗大众，记者们。假如我写一些关于列宁、关于政论的书，他们就恨得牙痒痒，责备我干吗不多写些影评。渐渐地，我对这些已经很厌倦。我刚写完了关于暴力、政治的新书，现在准备着手写一本黑格尔的。我最在乎的还是黑格尔，我有时间就是不断阅读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是我的真爱。有时候我会为某些事情妥协，但到了时候我便会回归。
7谈婚姻
怎么可以把我和太太比喻成“美女与野兽”呢
新京报：你平常主要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新闻的？
齐泽克：互联网。我也喜欢看报纸，但我全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国外，所以没办法。一般我会上CNN.到了中国我会看CCTV，可以看到跟CNN不一样的立场。我喜欢这样——然后你自己在两者之间找到自己的解读。
新京报：经常处在解读、发掘意识形态的状态，你是否有一种时候是特别放松的？
齐泽克：当我手头上没有电脑、又没有书的时候，或者有时候因为飞机晚点，不得不在机场旁边的酒店里呆一晚上时。那简直是离幸福最近的时刻了：我什么都不干，就看电视，我喜欢看天气预报的频道，就这么看上几个小时。真是理想的“神经质痴迷症”。只要看着主持人不断在说：“4号风球已经过去；可是看，看，5号风球已经形成”。我真喜欢极了。就像那里永远有需要你担心的事情，可同时你具有错觉：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控制之下。
新京报：你曾说过你没有朋友，只有学术上的联络。
齐泽克：我确实没有什么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老在国外跑。
新京报：那你的新婚妻子呢？是你的朋友吗？
齐泽克：哈哈，引用一句欧洲的讽刺语：“你难道真相信你跟你太太能成为朋友吗？”她是阿根廷最权威的拉康学者的女儿。不是都说要门当户对吗——当你爱上了“同党”的女儿，这段姻缘自然是最恰当不过了！
新京报：在之前一次与南大学生的交流中，曾有女学生对你最新的婚姻提问：“很难想像这么一位哲学先锋跟阿根廷一个走天桥的走在一起”。
齐泽克：西方学界经常用美女与野兽形容我俩，我很生气：怎么能把我太太比喻成野兽呢！哈哈！
新京报：你曾有过三次婚姻，也曾说过“爱与婚姻走不到一起的话”。很好奇你对爱情的观点。
齐泽克：很深的爱情，现在已经很少见。无爱的性，等同于借助对方来自慰。不过即使如此，人类的性爱已经高于动物性行为，因为它需要幻想。真爱如同自尊，不需要放在生活的中心，越集中在上面，越容易受到羞辱。我也许过分浪漫，但真爱应该是形而上的，不需要幻想。是两个人手牵着手，共同去完成一个目标，就像从前列宁有过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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